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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同學家人羞辱怎么辦?從強制剃頭到網絡噴子,集體羞辱是如何常態化的?

從強制剃頭到網絡噴子,集體羞辱是如何常態化的?

羞辱某個人是一種政治行為。

說到底,諸如此類的做法有失公正:其灌輸乃是透過各種權力關系來完成的——包括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勢利眼或階級間的鄙夷。

二戰后,遭受沙特爾居民騷擾的西蒙妮·圖索

  • 美國警察跟蹤和搜查佩戴醫用外科口罩的黑人男青年,以免自己染上新冠病毒。
  • 一名被甩掉的男青年坐在電腦前發布和前任伴侶的性生活照片。
  • 一名法官命令小偷站在商店外面手持標語高喊:“我是個骯臟的竊賊?!?/li>
  • 一名教師讓不服管教的男生當眾出丑。
  • 2005-2019年間播出3300余次的節目《杰里米·凱爾秀》對機能不全的家庭、未婚青年和“愛情騙子”大加嘲諷。一名嘉賓在一場(不靠譜的)向愛人證明自己“忠貞不渝”的真心話大冒險游戲中落敗后自殺,而獨立電視臺(ITV)的對策只是停播這檔節目。

這些事例有一個共性:它們都涉及蓄意羞辱他人?!靶呷瑁╤umiliation)”一詞來自拉丁語humus,有地面(ground)之意:羞辱某個人,就是將其推倒在地,矮化其自尊,或曰奚落。

羞辱的有效性在于它可以激起痛苦的感覺。

  • 犯人被獄友性侵后所體驗到的羞恥,可能會令其患上創傷后應激綜合征。
  • 一名失業的父親會因買不起運動裝備、致使女兒無法加入球隊而倍感難堪。
  • 一名低收入移民寧可挨餓,也不愿意去本地的賑濟機構求助。

羞辱總是在某種程度上與他人相關。

與羞恥類似,它從根本上講是一種社會性情感:要有觀眾才會起作用。羞辱由某人或某一群體加諸于權勢更弱的他人或其它群體身上。

羞辱行為的目擊者通常會感到自己在道德上比被羞辱者更優越。不過,很重要的一點是,雖然它是一種社會性情感,但一個人也可能在無人在場的情況下感到被羞辱,原因在于受害者業已內化了一系列對自身有攻擊性的社會價值,他們會在想象中認定自己已經被“打倒在地”。

《羞辱的政治學》

羞辱行為并不“僅僅是”符號性的暴力,其效果是實實在在的。羞辱可以激發沮喪、焦慮或是自我仇視。它可以引發破壞性的行為,包括性與社會機能的失常、吸毒、酗酒以及自殘。它令人陷入極度孤立,因為它蘊涵著對他人評判的承認:我是不合格的、骯臟的以及有污點的。以此觀之,羞辱既是一種社會性情感,也具有某種孤立作用。

羞辱某個人也是一種政治行為。說到底,諸如此類的做法有失公正:其灌輸乃是透過各種權力關系來完成的——包括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勢利眼或階級間的鄙夷。最近幾十年來,電視及其它大眾媒體上所謂“窮人色情(poverty porn)”的發達就是一例。諸如《杰瑞·斯普林格秀》和第五頻道的《吉普賽人論益處與驕傲》(Gypsies on Benefits & Proud)等節目完全就是圍繞羞辱來編排的,這些節目讓觀眾可以嘲諷本就處于弱勢地位的人。此類節目助長了諸如“白垃圾(white trash)”、“叫花子(scroungers)”和“廢青(chavs)”等貶抑性詞匯的使用。其后果不可小覷。羞辱會模糊貧困的結構性成因,領受福利的人感到羞恥,繼而認為問題出在自己身上,而非不公平的就業市場。通過將窮人形象漫畫化,羞辱表演也讓削減福利額度或社會住房的做法顯得有理了。

烏特·弗雷沃特(Ute Frevert)的新書《羞辱的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Humiliation)旨在幫我們更好地認識這一復雜且經常具有破壞性的情感。

這本書三年前曾以德語出版,如今因亞當·布雷斯納漢(Adam Bresnahan)出色的譯筆而有了英文本。

弗雷沃特深入考察了18世紀至今歐洲各種有關羞辱的實踐和符號。身為歷史學家,她著述頗豐,另外對人類學、政治學、哲學和社會學也均有涉獵,興趣極為廣泛。羞辱在國家司法系統和國際政治中的角色以及在學校和學生群體中的社會化功能,都是她的關注點。針對軍中和媒體上的羞辱行為,她也下了不少功夫。自始至終,她都對問題的語境十分敏感。

過去幾十年來興起了一場運動,旨在揭示情感更多是歷史建構的,而非“自然”或普遍的,她的書也屬于該運動的一分子。實際上,身為柏林馬克斯·普朗克人類發展學會情感史研究中心的負責人,她已經是這個領域的帶頭人了。

情感史家有一條公理,那就是感受具有可變性(mutable),它們有社會性和政治性的生命。這些學者認為,透過考察特定社會中與情感表達相關的一系列規則,我們就能在相當程度上了解這個社會的組織。探索這些規則隨時間而變遷的方式,可以幫助我們洞察相應社會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制度結構和身份認同的構造。

弗雷沃特認為,雖然人們總是會受到多種形式的羞辱,但引發此種情緒的源頭以及回應它的方式則會隨著時間而變化。簡言之:人們學會了何時受辱。如果一個人生在極左派或者傳統的長老會家庭里,這一點就不無意義;如果一個人是女性或者少數族群,它就更非無關緊要。

權力決定了一切。

語境也一樣。

18世紀的羞辱實踐不同于20世紀或21世紀。

例如,在早期現代,違反社會風俗的人會在市場或教堂廣場上遭到公開羞辱,并可能蒙受不同程度的暴力?;橥馍拥呐钥赡軙粡娖却魃稀案刹莼使凇闭驹诮烫猛?;更具危險性的羞辱形式包括上枷鎖或者關禁閉;犯了事的人會被投擲糞便、腐壞的食品甚至于石頭。1780年4月11日,英國就發生了一樁臭名昭著的羞辱,馬車夫威廉·史密斯和粉刷匠西奧多修斯·里德被控在倫敦的莫德林咖啡館有“雞奸行為”。他們被迫戴上枷鎖,于圣瑪格麗特山(非真正的山脈,為18世紀倫敦的一處公共場所——譯注)示眾。他們的罪行被認為極其嚴重(也許足以被絞死),圍觀群眾達到了兩萬人。當時的一家報紙稱,“史密斯站了大約半小時后,一塊石頭打在了他的右耳下方。(他)滿臉黢黑,血從耳朵里噴涌而出,”不久后即死去。第二天,埃德蒙·伯克在議會里“歷數枷刑的殘酷性”,他敦促政府“廢除這種原本只是為了公開地讓某人領受羞恥和責備,但卻被憤怒的暴民或無知的官僚用來濫施刑罰的東西”——羞辱是可以殺人的。

借助于史密斯和里德的悲劇性故事,弗雷沃特的分析觸及到了某些個人化的羞辱經驗,但她也表示,羞辱通常而言是政府行為。

在納粹德國,它導致了非人化和謀殺。在二戰剛結束的那段時間里,新解放國家的女性通敵者會被公開剃光頭,目的在于將她們驅逐出道德共同體。這種形式的羞辱因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而聞名,他拍下了23歲的西蒙尼·圖索(Simone Touseau)在沙特爾(Chartres,巴黎西南小城——譯注)街頭抱著三歲大的孩子和愛人——一名德國兵——一同被眾人追著嘲弄的瞬間。

給女人剃光頭如今依舊被視為是一種極端的羞辱。2015年,在華盛頓州的塔科馬,年僅13歲的依琪·拉克薩瑪娜(Izzy Laxamana)就被父親剃了光頭。她當時正把一張自己身著運動內衣和緊身褲的照片發給一個男孩,不料被父親發現,其父隨后剃光了她的頭發并將過程拍成了視頻。該視頻傳了出去,使她遭到學校里朋友的譏笑,最終導致她自殺。與戰后對歐洲女性的公開羞辱不同,拉克薩瑪娜所蒙受的羞辱是被社交媒體塑造并強化的?;ヂ摼W一方面令鄙夷姿態能夠以極不對等的方式展現出來,另一方面,其提供的匿名性也讓人有了借虐待行為取樂的空間。

在二戰剛結束的那段時間里,新解放國家的女性通敵者會被公開剃光頭

在二戰剛結束的那段時間里,新解放國家的女性通敵者會被公開剃光頭

拉克薩瑪娜的悲劇還提醒我們,兒童和青年面對羞辱是尤其脆弱的。從歷史上看,學校運用羞辱來規訓學生的例子比比皆是。學生如果違反了某些武斷的規則,就會被迫戴上蠢人帽或在角落里罰站。女生可能會當著眾人的面被打手掌心,男生則會受光胯之辱。

這類做法存在了相當長一段時間:英國雖然在1960至1970年代就在公立學校中禁止了體罰,但正式禁止則要等到1987年,私立學校中的體罰直到1990年代末期都還是合法的。時至今日,美國某些學校里的老師依舊有打學生的權力。

弗雷沃特提醒我們注意兩個頗為出人意料的事實。

第一,羞辱有時是一種弱者可加以運用或代表弱者的武器。

例如,在19世紀的英格蘭,打老婆的男人會被拉到村里游街并接受人們的噓聲和倒彩;舉行罷工的德國工人會把“膿瘡”們的名字貼在燈柱和工廠門口;直到1970年,意大利的工人還會用“粗俗音樂”——一種嘲諷用的小曲——來羞辱剝削他們的雇主。

第二個人們不曾預期的變數,是某些受辱的人本身就有意尋求羞辱。

共識性的羞辱在某些軍隊單位、小團體或者閨蜜圈子里是重要的儀式。

“戲弄(Hazing,也稱入會式)”儀式通常會包括一系列貶低性的或者討人厭的行為,例如參與者可能會被要求食用或飲用一些惡心的食物或液體。他們被有意置于無價值的境地,被迫穿著傻氣的服裝或者被命令唱一些無意義的小調。許多儀式還有性別上的羞辱意味。然而,許多被羞辱者依舊會維護這樣的實踐,理由是它可以讓個體成員產生一種歸屬感,有利于塑造一種穩固的、共享的認同。痛苦的儀式在“新人”看來可能是融入某個原本具有排斥性的“俱樂部”這一神秘過程的關鍵所在——當然,你入會之后就可以羞辱別的新人了。

弗雷沃特的書討論了兩個緊迫的問題。具體說,她敦促我們更為深入地思考為什么宣稱追求尊嚴和尊重的人會持續地以羞辱他人為樂。網絡羞辱——包括“扒皮”(惡意披露某人身份)和“取消文化”(因意見不合而將某人貶為被棄絕者)——對有些人幾乎具有難以抵抗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學者瑪麗·比爾德(Mary Beard)對推特噴子們充滿同情之理解的回應則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從中我們可以學到互聯網禮儀如何改變了人生。此外,人們也會有意運用羞辱來彰顯有關人類尊嚴的理想。種族主義者、厭女者、反猶者和恐跨(跨性別者)者不時會被羞辱到(暫時)噤聲,哪怕這些人并未真正改變看法。

弗雷沃特并非悲觀主義者。她提醒我們,羞辱之所以有效,全在于有一群和加害者共享同一道德規范的觀眾。一旦相應的道德規范遭到拒斥,羞辱的極端殘酷性也就不復存在了?!巴詰衮湴痢本褪且环N解放主義的意識形態,它鼓勵人們蔑視羞辱。在美國,同性戀群體及其盟友的標語和服裝上都寫著鼓勵人們去追問及訴說的話語,軍中的“不要問,不要說”政策也因此而漸漸松綁。

然而,盡管有不少這樣激動人心的擊退羞辱的故事,羞辱的效力依舊沒有喪失。弗雷沃特提醒我們,有一個頗為矛盾的現象是,越是強調人性尊嚴,與之相違背的做法就越是令人難以忍受。但她的書的核心意旨仍在于表明,我們仍然可以做出自己的選擇——例如,維護社會中邊緣群體的尊嚴就是一項正確的選擇。

本文原載于《Prospect》,原標題為“The Internet has normalised collective shaming. What are the political costs”,作者Joanna Bourke。

翻譯:劉欣,編輯:黃月、潘文捷,未經界面文化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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