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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ep和libra的主要區別:中國這次真的領先了嗎?應當監管并激勵私營部門,大部分創新由私營部門驅動@數字經濟公社

編者按:

原文《DC/EP vs Libra,全球數字貨幣競爭正式拉開序幕》,原文作者龍白滔,2020年5月7日發表于《數字經濟公社》微信公眾號。

也許DC/EP確實是全球首個落地的(零售)CBDC吧,當前國內彌漫著一股不切實際的自豪感——這一次真的領先了!但是,事實究竟如何?筆者嘗試從國際化現狀、已有金融基礎設施、公共和私營部門主導、理論研究和實驗、標準、人口基數、場景和技術等維度做一次盡可能全面而真實的比較。

dcep和libra的主要區別:中國這次真的領先了嗎?應當監管并激勵私營部門,大部分創新由私營部門驅動

正文

2020年5月28日,《貨幣冷戰》(點擊閱讀書評)一書將隆重上市。作者David Birch是享譽全球的數字身份和數字貨幣領域思想領袖,他在書中預言:不久的將來,網絡空間將爆發一場貨幣新冷戰,例如,Facebook的私人貨幣Libra對抗中國的公共貨幣DC/EP、對抗數字歐元。

筆者認為,David Birch的對抗與冷戰腔調,短期也許會吸引一部分人的眼球,長遠而言卻偏離了21世紀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了人類更加美好的明天有序競合的主基調。20世紀是對抗、戰爭的世紀,是強食弱、富掠貧、大凌小的世紀,持續數十年的“冷戰”給全人類帶來的痛苦遠遠大于福祉,我們絕不應該重蹈覆轍。21世紀是和平、發展、生態的世紀,是人類揚棄野蠻粗暴的冷戰思維擁抱有序競合思維的世紀?!皺C會面前競爭,危機面前合作”是當今世界任何領域的共建者都應當具備的胸懷和態度,數字貨幣領域自然應當如此。在即將到來的貨幣數字化大潮中,美歐中各經濟體應積極籌劃、充分參與,在“為全人類建立更公平、穩定的貨幣體系”這一符合絕大多數人利益訴求的共識指引下,共同完善博弈機制和規則,創造美好的未來。筆者認為,數字貨幣領域競合的主角將是私人數字美元Libra和公共數字人民幣DC/EP。

中國這次真的領先了嗎?

由于政治體制差異,中美貨幣數字化戰略取向截然不同。美國推崇“小政府大市場”,所以數字貨幣的發展更多是由央行貨幣在后面做支持,并由Libra等私人數字貨幣充當前鋒;

中國是公有制政治體制,所以央行一直強調自上而下地推行央行法定數字貨幣并否認任何私營數字貨幣提案。

從對批發vs零售類型CBDC的選擇,我們可以體會到兩種政治體制在數字貨幣競爭中采取的截然不同的策略。

因此,美元與人民幣在數字時代的競爭,更多地會發生在“中國以央行代表的DC/EP”與“歐美以私營部門代表的Libra”之間。

也許DC/EP確實是全球首個落地的(零售)CBDC吧,當前國內彌漫著一股不切實際的自豪感——這一次真的領先了!

但是,事實究竟如何?

筆者嘗試從國際化現狀、已有金融基礎設施、公共和私營部門主導、理論研究和實驗、標準、人口基數、場景和技術等維度做一次盡可能全面而真實的比較。

國際化現狀:美元 vs 人民幣

評價某種貨幣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一般是看其作為國際支付、計價和儲備工具所占百分比。美國GDP約占全球25%,但美元占據全球50%的商品和服務貿易的支付,國際金融交易44%(單邊)、全球儲備貨幣約60%。中國GDP約占全球六分之一,目前人民幣計價的商品和服務貿易少于2%,尤其在過去6至7年間,人民幣國際支付的比例一直在2%以內徘徊,占比和排名沒有明顯變化;全球儲備貨幣占比比也少于2%。在特別提款權(SDR)中美元和人民幣的權重分別為41.73%和10.92%,看起來差距小了很多,但SDR一直沒有得到實際廣泛用途。

因此,人民幣作為國際支付和儲備貨幣的地位,與中國占全球經濟總量六分之一的地位嚴重不相稱。類似Libra的全球穩定幣的出現,不僅可能侵蝕人民幣貨幣主權,更有可能進一步擠壓人民幣國際化的空間。

數字化人民幣雖然可能削弱美國通過現有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發揮其軟實力,但貨幣物理形態的變化并不能在短時間內顯著改變國際貨幣競爭的基本面。從歷史上來看,任何貨幣成為國際貨幣的第一步,都是取得得國際支付中的主導地位。中國國際貿易“大”而“不強”,巨額的貿易量并沒有提升提國際支付對人民幣的需求,人民幣離岸市場也主要由套利驅動而并不是服務于基于人民幣的商品和服務貿易。

已有金融基礎設施

在已有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代表美元在全球大殺四方的是“私人美元”和“歐洲美元”;美元分為在岸和離岸兩個市場,在岸是公共美元和私人美元,而離岸美元主要是歐洲美元。在美歐等金融發達地區,私人貨幣市場在正常時期能夠吸收國際支付結算凈額的波動,通過擴大和收縮短期國際信貸提供流動性。這樣,每個全球一體化的貨幣市場都有自己與國家貨幣的聯系點。例如,歐洲美元實際上是承諾支付私人發行的美國銀行貨幣,而美國銀行貨幣最終是承諾支付公開發行的美元。當然,在金融危機期間,貨幣市場失靈,發達經濟體的央行不得不通過擴大資產負債表來承擔這一角色(即作為“最終交易商”參與做市)。

反觀中國,由于目前國內貨幣市場和國內銀行體系欠發達,不具備深度和流動性市場,因此,吸收國際收支波動的任務就落到了中國央行身上,央行必須使用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作為“第一交易商”參與做市。如果沒有得益于中國經濟增長因而相對充分的貨幣與財政政策空間,以及足夠大的外匯儲備作為緩沖墊,人民幣匯率可能會有更大的波動。人民幣離岸市場市也不盡如人意,它主要靠套利驅動而不是靠國際商品和服務貿易或者金融交易來驅動。新經濟思想學會和Perry Mehrling的研究報告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最終目標“似乎是建立一個強大的私人市場,使其有能力吸收其中一些風險。然而,在缺少人民幣計價的資本市場時,離岸貨幣市場可能還不夠”。

私人商業銀行和私人貨幣市場體系等金融基礎設施的作用,相當于全球私營部門通過商業銀行和市場化金融(即影子銀行)與美聯儲分享了美元鑄幣權,通過吸收美元國際收支的波動性而獲得了風險收益——“鑄幣稅”。所以,私人美元和離岸美元本質上是調集了全球私人資本分攤美元貨幣體系的風險和收益。當然,并不是所有私營部門無門檻或在機會均等的情形下參與其中,少數跨國資本影響和控制了美元的創造和供給。即便如此,當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全球私人資本參與分攤美元體系風險和利益的積極性。

公共部門主導vs私營部門主導

因為代表了公眾利益,中國央行更果斷地在發展CBDC的類型上選擇了更具顛覆性但對央行和公眾有更大潛在收益的零售型方案。由于央行借此可以全面加強自身對貨幣體系的管控能力,并實現更好的金融穩定性,因此DC/EP從根本上提升了人民幣國際化實力。這是由公共部門主導帶來的優勢。但極其濃郁的主權色彩,使DC/EP在日益復雜的國際環境下面臨“不夠市場化”的批評,并可能引起部分地區和國家對人民幣的警惕,這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是不利因素。由公共部門主導,亦可能無法充分發揮全球私營部門的能動性,例如參與建立離岸人民幣所需的強大的私人貨幣市場,或者參與數字貨幣技術和業務創新。一個合乎邏輯的推理是,人民幣國際化僅靠中國政府或民間力量很難干成,必須依靠全球公共部門、政府和私營部門等多方力量協同方可成一定氣候。

國際央行社區的普遍共識是,應當監管并激勵私營部門,大部分創新由私營部門驅動。在今年的Davos-WEF數字貨幣圓桌會議上,就明示,“貨幣生態系統必須是公共和私人解決方案的混合體。技術變革通常來自競爭,來自私營部門,它通常不來自公共部門。大部分創新,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將由私人玩家提供”。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席Tharman Shanmugaratnam則稱,“由于新技術和創業精神的激勵”,私營部門進行的“一系列創新為更具包容性的金融體系提供了支持”。

私營部門主導的Libra方案,雖然本質上體現了美元利益,但其商業中性和促進競爭的形象,特別是“挑戰美元霸權的悲情英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更容易獲得全球范圍的認同。除此之外,私營部門主導能夠更有效激發私營部門能動性。但根本上,Libra建基于基美元法幣體系,這就決定了它創新的局限性——不能改變銀行業根本利益格局。這是歐美央行當前在零售型CBDC面前躊躇不前的根本原因,所以也限制了他們從貨幣數字化大潮中所能獲取的潛在收益。

貨幣數字化大潮中,在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取得平衡非常重要,但針對他們之間的邊界,央行社區尚未形成共識。公共部門需要在充分考量私營部門可能無法解決的各種重要問題的前提下,提供一個盡可能正確而清晰的框架。例如,要盡最大可能避免大公司侵犯用戶主權、充分保護用戶的數據主權。Shanmugaratnam在Davos-WEF稱,“數字貨幣系統將是一個公私混合的系統,這種混合系統將面臨嚴格的公共監管……但這并不一定意味著公共部門將成為基礎設施和所有數字代幣的提供者”。中國央行行長易綱在近期“財新論壇”稱,人民幣國際化主要依靠市場驅動,平等競爭,央行的重點是提供基礎設施,減少對人民幣使用的限制,由市場來決定使用何種貨幣。英格蘭銀行副行長、BIS/CPMI主席Jon Cunliffe在其重要發言《是時候談談貨幣了》中稱,要定義CBDC的功能,需要討論“公共和私人的邊界在哪里”。他認為,貨幣的形式一直在演進,貨幣形式變化的影響超出了金融和經濟的范圍,并需要政治當局參與有關“公共部門的作用”的討論。

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邊界還涉及到效率和公平性的復雜均衡。貨幣體系的效率和公平性,誰應優先?不同貨幣學派、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給出的答案都不一樣。這些都是政治經濟學層面的問題。

簡而言之,評判公共部門或私營部門主導貨幣數字化孰優孰劣,目前尚沒有一個清晰的答案。但公共部門主導的數字貨幣方案可能會在大幅提升央行貨幣管控能力以達到更優的金融穩定性前提下,更傾向于滿足國內公眾的利益訴求;私營部門主導的方案則會更加有利于競爭和推動創新,并激勵全球范圍內的資源參與分攤該貨幣體系的風險和收益。以DC/EP為例,如果適當放寬私營部門的參與度,將有利于減少人民幣國際收支波動對貨幣體系的沖擊、推動人民幣數字貨幣生態的創新??偠灾?,在貨幣數字化進程中,公共和私營部門的邊界目前并不清晰,要取得有效平衡還需廣泛的討論。

理論研究和實驗

雖然中國于2014年底開始了CBDC相關研究,但鮮見中國央行在CBDC理論領域公開發表重要學術成果。雖然高度警惕零售CBDC對商業銀行的負面作用,但歐美央行并不回避相關的理論研究和實驗,他們的學者實際上引領了CBDC理論研究。例如,英格蘭銀行的Michael kumhof和Clare Noone有關CBDC設計基本原則的論文、Michael Kumhof與John Barrdear有關CBDC經濟學影響分析的論文,被譽為“CBDC必讀之作”;歐洲央行的Ulrich Bindseil提出的分層(付息)CBDC方案較好的地平衡了零售CBDC潛在的經濟學收益和對商業銀行商業模式的破壞,國內學者趙燕菁和吳桐隨后也提出了相似方案。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已經明確表示“5年內不發行(零售)CBDC”,但美聯儲理事Lael Brainard同時表示美聯儲“將對CBDC進行積極研究和實驗”。歐洲央行執委Yves Mersch則表示,歐洲央行積極對零售CBDC進行了理論研究和實驗,以確保在需要的時候隨時可用,讓政治家們去決定是否以及何時采用零售CBDC。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合作的Stella項目已經進展了四期,并在代幣化支付結算方面獲得了豐富的實驗成果。截至2020年2月底,中國央行為DC/EP項目申請了84項專利;由于缺乏歐美央行這方面的統計數據,我們只能謹慎地斷定:中國央行在CBDC實驗和落地方面暫時領先。

標準

“去人民幣化的國際貨幣體系”一節描述了BIS牽頭六家央行組成CBDC小組并將中國央行排斥在外。。他們計劃在法律、應用和技術等方面遵循共同的標準以實現各家CBDC的互操作性。因此,即使搶先落地,DC/EP也是一個“孤立”體系,缺乏與其它國際貨幣體系的互操作性。因應不當,只會在美元為首構成的“貨幣島鏈”之中,造就又一個“貨幣孤島”。

用戶基數

顯而易見,Facebook生態坐擁28億全球用戶,加上Libra協會成員生態用戶,Libra潛在的用戶基數非常驚人。在某些情況下,Libra還可能“倒吸”相當一部分中國境內用戶。而DC/EP短期內,也許只能服務中國境內的16億居民。作為法定貨幣,DC/EP在國內通過法律和行政手段很容易實現全覆蓋,這點自不待言;但在境外,DC/EP短期能影響到的主要是華語地區用戶和“一帶一路”部分國家的用戶。從用戶基數來看,DC/EP并不占據顯著優勢;相反,也許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會處于落后局面。

應用場景

Libra的應用場景“自然而然”地將覆蓋Facebook網絡平臺上當前提供的各種經濟、社交場景,還可能覆蓋Libra協會會員提供的各式潛在場景,例如普惠金融。透過DC/EP當前在蘇州和雄安新區的測試,我們可以感受到DC/EP目前主要聚焦于零售支付場景。從相關報道可以了解到,央行正在拓展DC/EP的應用場景:比如跨境、跨機構支付和清結算等場景。當然,DC/EP還可通過與支付寶、騰訊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公司的深度綁定,發揮中國大型科技公司已經建立的諸多場景優勢。但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Facebook可以說天然地具有跨民族跨宗教跨文化魅力,亦即對中國用戶也有天然吸引力。反之,中國網絡平臺大多帶有濃郁的中國文化色彩,并且隱含著一種源于文化觀層面的缺陷——對隱私權的極度漠視乃至根本性的無視。中國移動App主要在華語地區有影響力。目前唯一真正具有跨文化、跨國影響力的抖音海外版本Tiktok,其實完全由國外團隊運營。這一切無不表明,基于中華文化的移動應用對國際用戶缺乏足夠的吸引力。

筆者近期短評《數字貨幣的終極決定力量是人口基數和文化觀》已經說明,應用場景本質上是文化觀的反映。DC/EP目前所能影響、滲透和覆蓋的應用場景,尚缺乏足夠的跨文化吸引力。各國或不同文化在隱私維度存在較大差異,這也限制了中國移動應用對海外用戶的吸引力。

技術

筆者認為很難從技術層面對DC/EP vs Libra進行完整評價,但為比較的完整性保留在此處。

Libra的編程語言Move全面支持智能合約,可以非常輕松地開發金融應用,私營部門可以廣泛參與從而極大地豐富Libra的金融生態,因此具有顯著優勢。

Move語言_自底向上的靜態類型系統

私營部門的廣泛參與,與私人貨幣市場吸收美元國際收支波動以穩定美元貨幣體系一樣,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智能合約及其開發和運行環境完全開放并在聯盟鏈節點間共享,賦予Libra生態中的分布式智能合約及相關應用強悍的信任勢能,Libra也有望藉此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金融基礎設施。DC/EP對智能合約的支持相對有限。據央行介紹,DC/EP可能只會加載有限的、有利于發揮監管職能的智能合約。即使是開放給非監管用途,央行也可能為加載智能合約設置較高的準入門檻并限定使用場景。這可能會抑制私營部門基于DC/EP的業務創新。

Libra采用了聯盟鏈技術,或許可能帶來更好的系統穩定性和可擴展性。DC/EP僅在部分基礎設施采用了聯盟鏈技術,這可能會影響到系統穩定性和可擴展性。

DC/EP開發了極具特色的雙離線支付功能,雖然它并不是一個完全的技術解決方案,但為DC/EP提供了極端情況下(如斷網)的可用性,具有重要意義。Libra可能并沒有考慮這項需求。

DC/EP另一個顯著的技術優勢是充分融合了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從公開報道可知,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已經與AI頭部企業商湯科技合作開發基于DC/EP的人工智能應用,方便央行在宏觀(如經濟行為統計)和微觀(如反洗錢、反非法金融活動、貨幣定向投放等)層面實施有效管控。通過及時獲取海量鮮活的金融交易數據,可以構建精準有效的機器學習模型;通過大數據的填喂與反饋,可將各種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模型部署至智能合約。

部署到智能合約中的機器學習模型的推理部分所需算力微乎其微,但其所能提供的智能效用則無窮大,因此這種模型的部署和應用具有巨大的價值,能夠顯著提升央行在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方面的能力,并且大幅提升央行響應市場變化和商業周期的敏捷性。

但這項優勢是因為中國央行能夠跨越隱私保護的法律障礙以獲得足夠多的金融交易數據來支持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應用。

同樣地,如果Libra協會或美聯儲能跨越隱私保護方面的法律障礙,他們也將迅速獲得這種能力??缭竭@種障礙是有可能的,例如歐洲央行總裁Christine Lagarde在評價歐洲央行發行數字貨幣時的優勢時稱,“隱私保護是我們(即歐洲央行)的優勢,也是我們唯一的優勢”。


訂閱號:數字經濟公社
功能介紹:宗旨為探索討論學習和推廣數字經濟相關理論技術商業模式,由數字經濟獨立研究員龍白滔博士負責。龍博士畢業于清華獲得計算機本碩博,20年金融科技領域技術業務投資和創業經歷。中國第一本數字貨幣理論專著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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