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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發展趨勢宏觀政策_中國前景與挑戰@王永利

一個世界經濟更加低迷、世界局勢更加復雜的十年正在撲面而來……

也許可以用“遠未走出危機陰影”、政策資源消耗貽盡、“負利率”政策盛行,全球債務規模突破250萬億美元……”等關鍵詞描述即將過去的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2020年為起點的新十年(New Decade)即將開始;我們可以用什么關鍵詞匯去勾劃與眺望?其支撐邏輯又是什么?

這輛交織著“地緣矛盾、貿易摩擦、逆全球化”風險的世界經濟“列車”,正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軌道上負重前行;盡管我們面臨諸如財政收入、貨幣投放、凈存款逆轉、人口增長拐點之劇變,但基于國力、宏觀政策空間、國家戰略布局等要素,中國可能仍是無出其右的世界經濟“火車頭”。

未來已來!在新的十年,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將如何變化與表現?

更加低迷與復雜的十年

以史為鑒,撫今追昔。三大層面的“斷裂”正在“撕裂”世界舊格局,被透支的“未來”世界是否還有“未來”……

一、危機后十年,世界經濟遠未走出危機陰影

剛剛過去的十年,是以全面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開啟的。

2007年中,美國爆發嚴重的“次貸危機”,作為全球金融交易市場,美國次貸危機將很多國家的金融機構卷入其中,對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構成嚴重威脅,迫使主要經濟體聯合采取救市舉措,進入2008年一季度危機一度明顯緩和。但由于大量資本從美國外流,美國房地產價格依然走低,最后將多家大型金融機構,特別是投資銀行拖入困境,到9月份,著名投行雷曼兄弟倒閉、美林公司被接管,引爆美國全面金融危機,進而演化成人們普遍認為可能與1929-1933年“大蕭條”相提并論的“百年一遇”的大危機。這推動主要經濟體迅速形成20國集團(G20)高峰會議組織,并從2009年開始采取力度空前的聯合救市運動,包括大幅度降低基準利率乃至實施“負利率”政策、大規模擴大政府開支與基礎設施建設、實施非傳統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等。

在主要經濟體大規模救市之下,急速惡化的全球金融危機得以緩解,其沖擊得到抑制,并沒有出現一開始人們擔心的“百年一遇大危機”的可怕狀況。

在剛剛過去的十年,世界經濟可以說是“整體低迷、此起彼伏”。

最初,大量資本從美國等國際金融中心外流,并大量涌入中國等人口或能源集中的發展中國家,推動其經濟增長速度明顯高于發達國家,甚至不少人認為,金磚五國等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正在與美國等發達國家脫鉤。而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進一步低迷,迫使其相繼推出力度空前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但由于全球范圍內產能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不斷顯現,國際投資和貿易受到抑制,到2014年,礦產、能源等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度下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普遍受挫,大量資本持續年開始回流美國等發達國家,推動美國經濟增長明顯回暖,發達國家相繼停止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而發展中國家則不得不加大經濟刺激力度。

在大量資本從發展中國家流入美國等發達國家,特別是進入金融市場,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由增轉降的同時,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逐漸回暖,股指再創新高,但全球經濟總體上依然是“整體低迷、此起彼伏”,而且,由于原本危機的根源就是產能與流動性過剩,但大規模救市與持續的經濟刺激依然在擴大貨幣和產能投入,結果不僅原有的危機根源沒有消除,反而又使危機隱患更加聚集。

進入2019年之后,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長動能普遍疲軟,逆全球化貿易保護勢頭加強,地緣政治矛盾激化,通縮壓力仍在延續,世界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再次加強,但是,可用的政策資源已經消耗殆盡,越來越多的國家央行實施“負利率”政策,刺激社會擴大負債以擴大投資和消費,抑制持續的通貨緊縮。

據國際金融協會(IIF)的報告,到2019年6月末,全世界債務規模已經突破250萬億美元,全球政府主權債務已達到70萬億美元,比十年前翻了一番。其中,中美兩國占當年新增債務的60%以上。另外,全球負收益率債券已超過17萬億美元,且仍在增長;美國國債已突破23萬億美元,且長短期收益率倒掛明顯。

這都創下驚人的歷史記錄,并使得經濟增長預期在2019年明顯下降。

IMF在10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將2019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期降低到3%,創下金融危機后的最低點?,F在,世界經濟似乎已迎來金融危機爆發后新的至暗時刻,再次爆發更嚴峻的金融危機乃至經濟危機的威脅,已經不能不讓人深感壓力了!

可以說,危機后第一個10年,盡管主要經濟體采取了力度空前的救市運動和經濟刺激,世界經濟并沒有擺脫危機,反而使危機的風險更加嚴峻了!

這驗證了筆者在2011年將金融危機放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進行深入分析后得出的結論:“世界走過頭了,危機遠未結束!”

二、逆全球化給世界經濟和政治帶來的挑戰剛剛開啟

從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基礎而言,有兩大動力是不可或缺的:

即“科技進步與發明創造”,不斷提高生產效率,擴大社會供給;其次是“新的市場洼地開發,擴大生產要素供應和產成品銷售需求”。這兩大動力又是相互影響、密切關聯的。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經濟全球化”發展。

全球化推動人類勞動和文明成果在更大的范圍內交流共享,促進更大范圍內的社會分工合作與集約化、專業化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方向和重大成果。

其中,世界人口最大,但曾經與世界嚴重隔絕、經濟規模嚴重萎縮、生活水平非常低下的中國實施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2001年正式加入WTO,深刻融入全球化大潮之后,人口的快速增長、資源的大量開發、吸引國際資本和產能大量涌入,推動經濟社會高速發展,也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達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峰。

但是,與經濟全球化發展不相適應的是,全球化治理遠未跟上。特別是在蘇聯解體,美國一極獨大的情況下,聯合國的作用發揮受到極大制約,資本與產能的大規??缇沉鲃优c世界各國獨立的貨幣稅收政策不協調,大資本、大財團不斷將注冊地轉入低稅收、松監管的國家或地區,也不斷迫使高稅收、嚴監管國家不得不降低稅收、放松監管,使占用全球資源最多的企業或個人,反而對社會的貢獻越來越低,國家轉移支付的能力不斷削弱,推動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拉大。

同時,由于信息不充分、不對稱的客觀存在,大規模的資本與產能轉移,也不可避免地產生大規模的產能與流動性過剩,并因此引發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而危機爆發后,受到沖擊的國家勢必都要實施救市或刺激行動,局部緩解危機沖擊,但世界整體上卻在不斷積累更大的危機隱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已經暴露出全球性產能和流動性過剩問題非常嚴重了,但是,大規模救市和持續不斷的經濟刺激之后,盡管階段性抑制了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但又積累了更大的危機隱患。

放眼全球,可以說,全球化已經帶動世界總體上走過頭了,人們已經過度透支未來,社會負債率或杠桿率、地球資源消耗與環境承受度等已經難以支撐繼續大規模擴張,世界人口增長隨之面臨瓶頸。

現在,已經很難找到像中國一樣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市場洼地,可以大規模轉移產能和資本,帶動世界經濟擺脫困境,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了。世界范圍內產能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況將長期存在、很難消除,即使是有新的技術革命、新的產業爆發,也只能淘汰舊的技術和產業,難以帶動世界經濟快速發展,世界經濟已經走過了“包容增長”階段,轉而進入“零和游戲”狀態。

這就使主要經濟體之間的分工合作被相互競爭所取代,國家之間的地緣矛盾不斷加劇,中國的崛起正在打破原有的平衡,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開始劇烈變化,正在開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序幕。

二次大戰之后,全球化發展逐漸形成了美國高高在上、獨霸天下,然后是發達國家、中等收入國家、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國家由上至下呈金字塔式的世界權力格局,以及有的國家聚焦于高科技和高端研發及高消費,有的國家聚焦于原材料、礦產和能源供應,有的國家聚焦于產品加工和出口為主要特征的國際分工格局。

其中,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大力推動全球化發展,本國聚焦于高科技、軍工、金融等高附加值領域,將普通加工業大量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的資源、勞動力和環境保護等,降低產品價格,進而大量進口以降低本國生活和生產成本,減少資源消耗和環境破壞,提升生活品質,并大幅度降低稅收,削弱工會影響力,吸引高端人才和資本進入,維持其世界領先的科技和研發能力,并通過高科技和研發能力獲取全球范圍內的高回報以及領先的國際地位。

但是,全球化的發展使這種格局受到越來越大的沖擊。

一方面,隨著全球化發展,資源、勞動力與環境保護的成本不斷提高,發達國家進口商品的價格和實際生活成本隨之提高,但進入90年代之后,廣大藍領工人的工資水平基本上沒有提高,中產階級的資產規模進入21世紀甚至還出現萎縮態勢,大幅度減稅后國家轉移支付能力有限,社會貧富差距越拉越大,二戰之后形成的中產階級占大頭的“橢圓形”社會結構受到難以遏制的毀滅性沖擊。

另一方面,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加入WTO之后,依托其巨大的人口、吃苦耐勞的干勁、追求上進的精神、龐大的市場和巨大的發展空間等,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不斷加快發展,已經形成全世界最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和最大的制造業基地,推動勞動力素質和科研能力不斷提高。

其在2015年5月發布的《中國制造2025》戰略規劃中,更是提出“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把我國建設成為引領世界制造業發展的制造強國?!薄爸圃鞓I主要領域具有創新引領能力和明顯競爭優勢,建成全球領先的技術體系和產業體系?!?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明確提出,到本世紀中葉,要“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這就對美國的世界領袖地位構成巨大挑戰。由此,美國在2018年伊始,即發起主要是針對中國的貿易戰,加強貿易保護和單邊主義,積極推行制造業回歸的再工業化戰略,明確提出和竭力維護“美國優先”。全球化發展和國際關系因此受到巨大沖擊。

可以說,以美國發起貿易戰為源頭引發的國際關系及世界格局變化才剛剛開始,真正的挑戰應該在下一個十年才會充分暴露。

三、“三個重大變化”沒有得到充分認知和足夠準備

深刻反思危機爆發十年來的歷程不難發現,這其中很多重大變化超出人們的想象,沒有得到世界領袖和政經領域專家學者的充分認知和足夠準備。其中,至少包括以下三大變化:

A. 社會主要矛盾從“供給不足”轉變為“需求不足”。

人類社會長期存在的主要矛盾,是“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后生產力的矛盾”,即供給不足一直是問題的主要方面。即使出現局部的階段性的供過于求,甚至引發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也往往可以通過對外擴張,拓展新的市場、尋找新的需求加以解決,所以,“提高生產效率、擴大社會供給”一直是經濟管理的主攻方向。

但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意味著全球化階段性高峰已過,新的增長潛力足夠大的經濟洼地難以發現和很快培育起來,全球性整體“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的狀況將在很長時間內難以消除,這樣,社會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經從“供給不足”轉化為“需求不足”。這將對長期以來一直奉行的宏觀經濟理論和調控政策產生極其深刻的沖擊!

B.宏觀政策面對的主要挑戰從“通貨膨脹”轉變為“通貨緊縮”。

在產能和流動性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各國政府往往習慣性地采取刺激政策,擴大貨幣和產能投放。但這卻進一步增強了產能和流動性過剩,在增強金融性資產泡沫的同時,一般性消費物價總指數反而持續低迷下沉,從而產生一個顛覆傳統理論和認知的結果:

流動性泛濫帶來的不是惡性通貨膨脹,而是難以化解的持續通貨緊縮,即“流動性泛濫下的通貨緊縮”!

必須看到,面對需求不足和持續的通貨緊縮,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功能將趨于失效,必須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共同發力。但財政(政府)與央行的配合又必須把握好“度”,不能追求不切實際的高增長而過度擴大產能和流動性投放。

C. 世界格局劇烈變化,“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已經開啟。

很多人曾經認為,蘇聯解體后形成的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將長時間保持下去,很難發生改變,甚至有人因此發出美國社會制度將成為“人類社會的終結”的喊聲。

推薦閱讀:《王永利:比特幣對應的財富根本沒有法律保證_世界金融大變局下的中國選擇

但這種看法低估了全球化發展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刻影響。中國改革開放走出了一條既不同于蘇聯模式,也不同于美國模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可以說形成了真正有世界影響力的“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

現在,中國已經提出了到本世紀中葉要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國家的宏偉目標,這是否會推動世界格局劇烈變化?從而迎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當然,世界格局的劇烈變化,也必將引發極其激烈的國際矛盾,甚至難以逃避“修昔底德陷阱”!

回顧上個世紀上半葉,兩次世界大戰、一次全球性“大蕭條”仍讓人記憶猶新。其中,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從歐洲爆發的,但根源卻與美國的崛起打破了原有世界格局的平衡,激化了原有列強之間的矛盾密不可分。

現在,中國的崛起將再次打破原有世界格局的平衡,可能會激化國際矛盾,對此必須有足夠的認知、高度的重視和充分的準備。

當然,全球化的發展,已經使得中美兩國乃至主要經濟體之間利益高度融合,遠不像當年美蘇之間相互隔絕,缺乏利益聯系,再加上當今主要國家的武器已經是毀滅性的,兩次世界大戰的殘酷性仍讓人揮之不去,所以,再次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大大減弱。但這并不能完全消除出現不可預知之失控局面的發生,全世界有必要做好抑制和應對最壞可能的準備。

或許,世界格局劇烈變化剛剛開啟,接下來的十年才更具挑戰性!世界各國該如何正確認識和準確把握全球化發展趨勢與世界格局變化的發展方向?是否應該摒棄霸凌主義和單邊主義,順應世界多極化發展潮流,切實深化自我變革,積極參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共同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美好世界?盡管這任重道遠。

中國前景與挑戰

物競天擇,歷史將選擇中國?中國亦將面對更大挑戰,但可能又是最具發展潛力、讓人充滿期望的國家。

時不我待,只爭朝夕。

為應對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和1998年南方大水沖擊,1999年中國全面深化住房體制改革、教育體制和醫療體制改革(“三大改革”),積極引進民間資本和國際資本推動其產業化發展,推動國家資源變收入、收入加投資、投資加杠桿,帶動中國經濟從2000年開始明顯止跌回升(增速從1998年的7.67%上升到2000年的8.49%)。而恰恰在2000年美國納斯達克崩盤、網絡泡沫破滅,對美國經濟帶來嚴重沖擊,美國作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熄火,世界經濟增長急需新的增長點。此時的中國成為不二的選擇。

正是在世界經濟格局深刻變化,世界經濟增長急需中國拉動的情況下,中國在持續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13年之后,終于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推動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吸引國際資本和產能大量流入,推動中國經濟迎來十多年高速發展黃金期,也為世界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新的火車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迅速調整宏觀政策取向,很快推出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在主要經濟體中率先止跌回升,在2010年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影響力大幅度提升。

但受困于全球產能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的影響,中國經濟從2011年四季度開始下行壓力不斷加大,2012年經濟增速從上一年的9.55%,陡然下降到7.86%,直接穿過“8”字頭進入“7”字頭。2014年中央明確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不再追求兩位數高速增長,而要追求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到2015年,經濟增速又進一步從“7”字頭進入“6”字頭。更重要的是,2015年中國經濟發展軌跡出現了根本性結構性轉變,主要表現在:

A. 財政收入結構深刻變化。

從1999年開始,我國財政收入中,資源性收入所占比重不斷提高,相應的,稅費類收入增長壓力不斷減輕,各級政府稅費征管有所放松、稅費優惠明顯增強。但從2015年開始,資源性收入增長遇到越來越大的約束,但各級政府財政支出的壓力越來越大,為此,政府首先想到的就是強化稅費征管,之后就只能擴大政府債務。從央行披露的數據看,2014年末存款性機構“對政府債權(凈)”余額為5.5萬億元,到2018年末增長到25.14萬億元,基本上以平均每年5萬億元的速度在增長,地方政府的債務壓力不斷加大,而且這種格局恐怕很難扭轉!

B.貨幣投放結構深刻變化。

從1999年開始,我國貨幣投放的主渠道,是央行購買外匯形成外匯儲備相應投放的人民幣(外匯占款),1999年央行外匯占款余額為1.41萬億元,到2014年5月末,達到27.3萬億元,這成為這一時期我國貨幣投放最便捷的渠道。但從2014年下半年開始,央行外匯占款由升轉降,2015年開始大幅度減少,到2016年末減少為21.94萬億元,比高峰期減少了5.36萬億元。到2018年末減少為21.25萬億元,比高峰期減少了6萬多億元。

央行外匯占款減少,意味著央行回籠貨幣、銀行存款減少。但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貨幣總量的適度增長,新增的貨幣投放則越來越依賴于銀行貸款或購買債券。其中,2014年末銀行人民幣貸款和債券投資余額為96.17萬億元,到2018年末達到169.65萬億元,增加了73.48萬億元。

這樣,從2015年開始,我國貨幣投放的主渠道就從央行外匯占款轉化為銀行貸款與債券投資,由此帶來一系列深刻變化:央行購買外匯投放貨幣,不會增加社會債務規模和提高社會杠桿率,而且貨幣獲取成本很低(主要就是外匯兌換手續費或買賣價差)。但銀行貸款或債券投資投放貨幣,則會增加社會債務規模,提高社會杠桿率,并且貨幣獲取成本大大提高(包括利息和手續費,直接費用和隱形費用等)。

在銀行一方面因央行外匯占款減少而流失存款,一方面又要擴大貸款和債券投資的情況下,勢必造成其流動性緊張,因此,央行理應配套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以向銀行輸送資金。但在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提出“三去一降一補”工作重點后,認為“降準”屬于大水漫灌式貨幣政策,不符合結構性調整要求的觀點占據上風,從2016年4月份開始,基本上不再實施普遍降準,而改為小范圍的“定向降準”。在降準不能滿足銀行資金需求的情況下,央行又不得不通過各種資金拆借方式向銀行投放資金,其余額從2014年末將近2.5萬億元,到2017年末突破10萬億元,2018年末達到11.15萬億元。這盡管有效滿足了銀行的資金需求,但卻大大提高了銀行的資金成本:銀行繳存央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年利率為1.62%,但銀行從央行拆借資金的年化利率卻基本上不低于3.6%,二者存在巨額利差。銀行又會努力將資金成本對外轉移,由此抬高了全社會的融資成本,特別是強化了民營企業、小微企業等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再加上2015年股市震蕩,股票價格大跌,以股票質押貸款融資等受到影響,使得2015年開始,社融規模增速從2014年14%以上,下降到2018年的10%以下。

C.住戶部門本外幣存款減去貸款后的凈存款的增長態勢發生逆轉。

住戶部門凈存款,2015年末達到28.26萬億元,2017年末下降到24.68萬億元,比2012年末余額都低了。2018年末進一步下降到24.55萬億元。2016年開始,住戶部門杠桿率快速上升,盡管有利于當期經濟增長,但卻是建立在對未來經濟增長、就業和收入預期樂觀的基礎之上,一旦出現預期逆轉,將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產生重大影響。

D. 勞動力人口增長出現拐點。

國家因此放開“全面二胎”政策,但人口增長壓力不斷加大。人均壽命延長,但老齡化問題也快速凸顯。

以上財政收入結構、貨幣投放結構、住戶凈存款增長以及勞動力人口增長態勢轉變,恐怕都不是臨時性、階段性,而是結構性、趨勢性的,反映出中國經濟發展軌跡轉型調整出現真正的拐點。

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經濟經濟發展軌跡調整轉型,往往需要3至5年的探底摸索穩定時間。如果2015年成為中國經濟調整轉型的拐點,那么,2018-2020年則是中國經濟調整轉型探底摸索最為關鍵的階段。這一時期,將是發展方式調整、新舊動能轉變、各種矛盾集中迸發、各種挑戰異常激烈的時期,但也是邁向新時代、確定新路徑、實現新發展的關鍵階段。

放在全球性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的大環境,以及作為全球產能最為集中、進出口貿易依賴度非常高的國家,在經歷過一輪遠超預期的高速發展之后,毫無疑問,中國將面臨更加嚴峻的新舊動能轉換和經濟增速下行的挑戰,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式開啟后異常復雜的國際環境的挑戰。2019年預計GDP增長6.1%,比上一年的6.6%大幅降低(2018年經濟普查后應該還會提高當年增速)。預計2020年有可能進一步探底,增速理想目標為6%,可能控制范圍在5.8%—6.1%之間。

必須看到,中國依然處在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加快發展的過程中,依然處在難得的發展機遇期,與主要經濟體相比,中國依然存在改革開放發展的巨大空間和調整余地,改革開放依然是中國經濟社會保持較快發展的最重要的動力。中國已在深化改革開放方面做出具體安排,邁出實際性步伐。同時,中國依然擁有3萬億美元外國家匯儲備;依然保持較高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無風險收益率,調整余地很大;中央政府直接負債率很低、國家外債率較低等??梢钥隙ǖ氖?,即使中國經濟增速縱向比較會有所降低,但在主要經濟體中,下一個十年依然可能是最高的(與美國相比依然會高出很多)!

考慮到始于2018年初的貿易摩擦,經過3年時間,到明年局勢應該比較明朗;2019年中國豬肉大幅漲價對CPI的影響,明年上半年將基本解除,為貨幣政策調整提供空間(2019年9月開始已啟動小幅降息降準);新舊產能轉換對經濟增長的沖擊,經過2020年之后也將趨于緩和。這樣,2020年經濟增長探底后,2021年經濟增長有可能出現一定的反彈。由此,盡管明年經濟增速可能進一步下降,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可能比較穩定在7上下,金融市場對境外資本的吸引力可能進一步增強。

更重要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模式,以及中國倡導和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國際倡議、高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倡導多邊主義和國際關系民主化,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變革,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治理體系等,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與支持,也更加增強全國人民的“四個自信”和民族凝聚力。香港問題的爆發,也使其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及其背后參與勢力充分暴露,為問題的徹底解決創造了條件,為解決類似問題積累了經驗。中共十九大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新目標、新方略,以及十九屆四中全會確定的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必將為中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正是放在全球化大背景和世界格局深刻變革的時代背景深入分析,筆者對中國的前景充滿信心,近年來不斷強調:縱觀世界風云變幻,中國這邊風景獨好;國際格局變換、改革永無止境;改革開創新道路,開放贏得新世紀。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已經啟幕,與之匹配的中國時刻是否會降臨?讓2030去回答。

王永利,經濟學博士,深圳海王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全藥網科技有限公司執行總裁。曾任中國銀行副行長、執行董事,Swift首任中國大陸董事,樂視控股高級副總裁、樂視金融CEO,中國國際期貨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對貨幣金融、財務會計、風險管理、外匯儲備、人民幣國際化、期貨及衍生品、金融監管體系、互聯網金融、數字幣與區塊鏈等,有深入研究,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理論造詣。

本文來源:經濟觀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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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利
微信號:iamwangyon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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