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塊鏈技術資源分享
追尋中本聰先生的腳步
?

華生評價張維迎:從沒離開過體制(雙軌制這實際上是一個集體智慧的結晶?)

華生曾評價張維迎:張維迎從沒離開過體制(華生說雙軌制這實際上是一個集體智慧的結晶?)

華生曾在微博公開評論張維迎:

張維迎總說市場萬能政府最好別干啥事,恐是因他從沒離開過政府附屬單位,衣食不愁話語有平臺,不知我等體制外的眾人生存的難處。

這里附錄華生在價格獲獎后的發言:
華生:雙軌制這實際上是一個集體智慧的結晶

價格雙軌制理論獲獎了,我想強調的是,這實際上是一個集體智慧的結晶,我們幾個人只是正好在那個過程當中扮演了一個時代的符號。

價格雙軌制過渡時期并不長,從1985年到1993年前后,但是從一開始就遭遇了太多的誤解和質疑。實際上在莫干山會議上,包括會議的報告,寫的都并不是雙軌制,最主要是說放調結合,放開計劃外價格和調整計劃內的價格,兩條腿走路,完成價格改革。

但由于雙軌制的名稱特別響亮,后來大家就都說雙軌制,一說雙軌制就是搞兩個價格,一個產品搞兩個價格,當時最形象的批評是說,這等于一個路上允許通行兩個交通規則,既可以沿著左邊開,也可以沿著右邊開,結果一定是撞車。其實中央接受和宣布的是放調結合、雙管齊下、穩步推進。

厲以寧老師在上世紀80年代有一句著名的話,經濟體制改革失敗可能是因為價格改革的失敗,經濟體制改革成功一定是因為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沒有失敗,如果從這個邏輯來說是因為改革價格沒有失敗,但這在當時是受到懷疑的,所以才有1988年的價格闖關。

當時認為放調結合的雙軌制推進不算是什么價格改革,因為沒有大的決策,沒有大的組織,所以1988年中央決策進行闖關,準備用5年的時間完成闖關。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時決心是很大的,當年準備價格水平上漲80%,再用幾年的時間完成價格闖關。如果今天搞任何一個改革,物價水平上升80%,估計誰也都承受不了。1988年的闖關很快失敗了,但是雙軌改革沒有停下來,市場在逐步擴大,計劃的調價在不斷地進行。

這里特別要提一下關于所謂的“官倒”

其實在1980年代沒有今天的民營企業,也沒有多少外資,大量的國營企業、集體企業,包括鄉鎮企業把計劃內的產品倒到了計劃外,把低價格的東西搞成了高價格,逐步向市場價格靠近,通過自身利益的導向,逐步瓦解了計劃經濟體制。

等到1992年南巡講話,中央決策中國正式要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候,回頭再看,發現原來認為最難和最危險的價格改革基本上沒有了,就是由于這些年放調結合的過渡。

有諷刺意味的是,以后的計劃價的多次有力調整,也大大推動了放調結合的雙軌推進。這樣經過七年左右的時間,等到1990年代中央決定開始市場經濟改革的時候,最主要的工作已經不是價格改革了,價格改革只是掃尾,做的是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是分稅制的改革。

所以,回過頭來看這段歷史,可能會對我們有很多的啟發。特別是改革,不是革命,一個思路,一個想法提出來的時候,看上去不是那么漂亮,但是關鍵在于能否推動中國社會的前進,推動中國社會的轉變,使它變成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實際上不光是價格改革,1986年我在文章中講過,雙軌制某種意義上是中國整個體制轉軌的特色,即增量漸進不斷轉化存量,既發展增量,同時又轉化和調整存量,實行了整個社會不可逆轉的轉型,應該說整個中國經濟社會的轉變,中國體制的轉變,基本上是這么一個特征和軌跡。

雙軌制在今天有什么意義呢?

我認為還是有很大意義的。一方面因為當年價格雙軌制主要是商品價格,今天的商品價格還有少量的資源價格,主要是油、電、水、氣,是壟斷性的,因為是和大家關系特別密切的,應該說目前還沒有完全過渡到市場價格,有些價格是國內國際雙重的雙軌制,國際上一個價格,我們一個價格,在這方面,雙軌推進可以做完它的掃尾工作,有些價格是要逐步調整的,調整本身也是價格改革的內容。對市場的理解不能太簡單,小步快調,每年都調,跟上市場的變化。因此放調結合的思想,今天在完成資源價格產品掃尾方面還有它的積極意義。

更重要的是,我們今天幾大要素的價格,基本上都還沒有市場化。

比如最重要的資金的價格,大家一直在說,資金的價格也就是存貸款利息要市場化。

雖然中國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條件比原來好多了,但一步實行利率市場化的改革可能也會對經濟產生比較大的沖擊。在這個時候,雙軌制是可以繼續采用的,可以通過大力發展債券市場開始。

像我們發行的公司債已經完全是市場化的,如果這個市場足夠大,大力發展公司債,讓公司債像股票一樣普通老百姓都能買,大量的銀行存款必然會向公司債轉移,向企業債轉移,這些債券的利息都在7%、8%,銀行的存款利息只有百分之二三,老百姓還為了國債的利息多零點幾個點夜里排隊。這些公司債,特別是上市公司的公司債大多數是由大中型企業發的,一兩年內顯然不會破產,安全性是很高的。通過債券利率的市場化,推動存貸款利率市場化,是當前可以采用的。

包括在土地、勞動力方面,城里人和農民工,本地人和移居的人口實際上也是一種雙軌制,我們不面對它,并不會消除這種情況,我們承認這個現實是雙軌制的,我們的目的是從雙軌過渡到一個統一的軌道上,我認為這不是退步,反而是正視問題和進步。

華生:從姓社姓資看企業家與營商環境_經濟學家圈


諾貝爾經濟學獎傳言引發的躁動(上)——雙軌制發明權之爭的歷史考證

華夏時報

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對中國經濟走向市場化改革意義重大。一群青年知識分子在會議上唇槍舌戰,他們的智慧給中國經濟改革指明了方向。2011年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的頒發,似乎讓這一理論的歸屬塵埃落定。時至今日,我們看到《經濟觀察報》發布了張維迎教授所寫的《張維迎:我的雙軌制價格改革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紛爭再起,《華夏時報》選擇發布198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參與者張學軍和邊勇壯今日所寫的文章。莫干山會議前后,均有他們的貢獻,如今他們整理當事人公開發表的歷史證據和資料,做出考證。我們希望雙方辯論的呈現,能夠更確切還原事實的真相,讀者能夠對當時的莫干山會議及之后的事情有更加全面立體的了解。價格雙軌制理論在中國經濟改革歷史上起著巨大作用,我們希望這種漸進改革的思路,在今天給大家更多的啟發。當然,需要說明的是,作者的觀點并不代表本報立場。

文|張學軍 邊勇壯

十多年前關于價格雙軌制發明權的一場爭論,隨著2011年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的頒發,終于塵埃落定。由約200名中國知名經濟學家民主投票,將第四屆創新獎授予了華生、何家成、蔣躍、高粱、張少杰研究組、田源、張維迎提出的價格雙軌制。當時華生、張維迎等均親臨頒獎現場,分別發表獲獎感言,領走了獎牌、獎金。華生的獲獎感言開頭就強調,價格雙軌制實際上是莫干山會議“集體智慧的結晶”,我們這些人只是“扮演了一個時代的符號”。當年莫干山會議最核心的領導人、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還對雙軌制獲獎表示了祝賀,看起來似乎皆大歡喜。

不料近10年后,張維迎又高調挑起雙軌制發明權問題爭論,這次干脆把他自稱獨創的雙軌制思想,擺到莫干山會議之前和之上。2019年5月16日,人文經濟學會主辦了“雙軌制思想與中國經濟改革——張維迎雙軌制論文發表35周年研討會”。茅于軾、張曙光、石小敏、張維迎、姚洋、盛洪、劉國恩、毛壽龍、馮興元、朱海就、劉業進等近 20 位經濟學者出席研討會。張維迎在會上說,“許多人通常把‘雙軌制’與‘莫干山會議’聯系在一起。事實上,我有關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的形成及其論文的完成,比莫干山會議早四個多月,與莫干山會議本身沒有關系”。莫干山會議只是“提供了一個平臺,讓我有機會宣講雙軌制改革主張”,使更多人認可,最終變為價格改革的主導方式。他說他在會上與堅持計劃價格目標模式的調派代表、國務院價格中心總干事(誤,應為常務干事)田源發生了激烈爭論。他本人以市場價格為目標模式的主張是放,放就是雙軌制的放,不存在另外一個雙軌制思路。他提出的雙軌制“緩解了改革中的利益沖突,使得中國的改革基本上成為了一個帕累托改進,而不是一場爭奪既得利益的革命”。(見張維迎:我的雙軌制價格改革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原載張維迎:經濟學原理微信公眾號。)而茅于軾、張曙光等人在發言中更是盛贊張維迎才是真正提出雙軌制、影響了中國改革的人。

不到一個月,2019年6月12日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主持,北大國發院再次出面召開“雙軌制與漸進式改革暨張維迎雙軌制價格改革論文發表35周年研討會”,邀請劉世錦、常修澤、王曉魯、劉佑成、張維迎、盧鋒、李力行、韋森等眾多專家出席。這樣突如其來不同尋常的密集高調造勢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免讓人疑惑??戳吮贝髧l院院長姚洋教授的發言才讓人若有所悟,姚洋說,“今天回過去看,過去40年里頭,如果我們能找到一個理論能夠改變世界,恐怕也只有價格雙軌制。我們現在看諾貝爾獎發經濟學獎,……都是發現世界的一個規律,我覺得價格雙軌制是創造一種思想,這思想改變世界貢獻是非常大”。 “我記得我們理論創新獎是給了價格雙軌制,但是給了好幾個人。如果按照諾貝爾獎給法的話,按理說,比如說是屠呦呦吧,發現青蒿素得獎,估計很多人不服氣,說怎么給屠呦呦一個人?但諾貝爾獎有個原則就是原創性。我覺得如果以原創性這個角度說,這個獎應該是給維迎一個人”。姚洋這樣的大咖把話說得直白到這個份上,難免讓一些國人浮想聯翩,不淡定了。

是啊,中國短短40年從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窮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全球影響舉足輕重,中國經濟學家功不可沒,而雙軌制又是中國轉型變遷最具獨特性的產物。說其可能獲諾獎關注,也不能說完全空穴來風。難怪已經開始大寫回憶錄的張維迎教授,突然四處給人打電話,組織一個又一個肯定他對雙軌制原創貢獻的研討會。

在張維迎關于雙軌制的介紹中,莫干山會議上第三種觀點完全從歷史上消失了,調派代表田源也成了堅持計劃價格目標模式的保守派典型,只有張維迎自己才是雙軌制的唯一發明人和貢獻者。對此,華生、高粱、張少杰三人十年前就曾寫文章澄清過。如今物是人非,少杰已去世,何家成人生也成悲劇,當事人都不愿重提舊事。但同樣作為從80年代改革走過來的人,相互交流談到此事時,總覺得歷史不應該這樣任意涂抹。很多人認為,此事應當說清楚,這不僅關乎當事經濟學家的品行問題,也是對歷史負責,不要等到真有什么獎的時候,又窩里斗起來,讓外人看了笑話。有人甚至說,如果大多數當事人都還在的時候,這樣的大事情都說不清楚,我們以后還敢相信歷史嗎?恰好因為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更多寶貴的歷史資料浮現出來,于是我們認真整理了相關歷史證據與材料,遂成此文。

莫干山會議上發生了什么?

張維迎曾說,“在莫干山會議上,價格改革問題是討論最熱烈爭論最激烈的議題,一開始就形成‘調’、‘放’兩派,田源是‘調’派的代表,我是‘放’派的代表。最終我的觀點說服了大多數人,會議組織者以政府領導人‘容易聽得進去’的方式將我的觀點做了一些修正,向國務院提交了這次會議上提出的價格改革新思路,受到國務院領導的重視,‘雙軌制’由此成為中國價格改革的官方政策”(見張維迎著《價格、市場與企業家》10——11頁)。他這次在會上繼續說,他帶著早已寫好的雙軌制文章上山,在會上宣講他以放為主的雙軌制改革思路,放就是雙軌制的放,因此根本沒有所謂第三種雙軌制觀點。按張維迎的說法,他一個人帶著已經完成的思想, “基本上是單槍匹馬輪番應戰”說服了會議的大多數人,成為莫干山會議進而引領中國改革的英雄。這是真的嗎?

莫干山會議即首屆中青年經濟工作者會議最初是由媒體發起的,作為發起單位的媒體之一《中國青年》雜志,在會后寫過一個專訪,開篇就是“九月的莫干山,竹清泉秀。1984年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討論會正在這里召開。圍繞價格改革,會上旗分三色,勢成鼎立 ”,然后詳細介紹了作為第三種意見代表華生闡述的放調結合的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見《中國青年》1985年第4期 “到2000年我46歲”)。

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國務委員張勁夫的秘書孔丹后來在書中回憶這一段時表示,“現在聽說大家在爭什么雙軌制最早的發明權,或叫首創權,以及怎么看價格改革,是徹底的一步到位,還是通過雙軌制過渡,等等。我那個時候的腦子里頭更注重的,是把這種研究理念和成果,通過勁夫同志的推動,能夠和社會的實踐結合起來”。因此,他認為不能夸大某一方面的作用?!澳缮綍h在理論上的建樹是一個方面,一些青年學者主張被吸吶。它還有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這批人才被重視了,分別在不同的崗位嶄露頭角,逐漸發揮了他們的作用。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成果”。他回憶當時他與四中老同學、時任總理秘書李湘魯一道受命上山,“到了莫干山那天,我記得在山上,基本上是徹夜未眠,我們找了間屋子開‘神仙會’。在場的有王岐山、陳一咨、張鋼、黃江南等人”。 “談了以后,我說這樣好不好,你們把這次會議的主要觀點整理出一個東西,先給我一個材料,看了材料后,如果有可能我請勁夫同志和你們在杭州當面談一談,這樣他們很快草擬了一個材料,我就拿著下山了,我在山上就呆了一天”(見《孔丹口述:難得本色任天然》164——165頁)。

拿了什么材料呢?據李湘魯回憶,“勁夫同志派他的秘書、我的老同學孔丹和我同去。我們上山時,會議小組討論已經基本結束,進入總結階段??椎ず臀疫x了幾件比較重要的意見建議(論文),記得有周其仁的改革糧食統購統銷和華生等人整理的關于會上價格改革的綜合意見等,先到杭州向勁夫匯報。然后,我回到北京,報告了總理”(見李湘魯:回憶給總理當秘書的日子)。

莫干山會議后,與華生共同提出放調結合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的張少杰、高粱、蔣躍以及張維迎都去了國家體改委下屬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該所的所長、也是80年代改革的風云人物陳一咨回憶,當年曾向國務院領導當面匯報會議情況,介紹“莫干山會議上關于價格改革的爭論最激烈。第一種意見比較激進,認為價格必須全面放開,不放開不能形成市場機制,原則上對,但具體操作性不大,提出這種意見的青年學者了解西方經濟學,但對中國實際情況了解不夠;第二種意見過于穩健,認為當前只能做價格調整,調的比價比較合理后才能進行價格改革,問題在于主觀的價格調整永遠不可能調得‘合理’,調出一個價格機制來;第三種意見被會上多數人接受,以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華生、張少杰、高粱為代表,認為能放開的價格必須逐步放開,以形成市場機制,放不開的價格則進行行政指令性調整,叫作放調結合,先放后調。這種辦法可以逐步擴大市場份額,使指令性計劃的原材料和產品比重逐步縮小,最后達到大部分產品價格由市場決定。問題可能出在有些人會利用兩種價差搞投機,但不可能有完美方案,只要利大弊小就可以”(見《前哨月刊》2006年5月號)。

體改所副所長、也是莫干山會議紀要主起草人徐景安這樣回憶,“當時田源是調派,維迎主要是與他辯論,闡述了‘放’的主張,他就成了‘放’派。華生綜合了他們的見解,提出了‘改調結合’。我受了他們的啟發,著重在如何‘放’的操作層面上提出了辦法”(見徐景安:價格雙軌制的由來真相——莫干山報告起草人答香港商報問,《香港商報》2012年1月30日)。

在莫干山會議上主持價格改革討論的宏觀綜合組召集人馬小岡的回憶則有很生動的細節,“我們綜合組討論價格議題的場面最為火爆,由于代表發言過于踴躍,我這個召集人不得不采取發言限時15分鐘的規定,到點則以敲茶杯提示”。

“小組的研討會上,華生、田源、張維迎等人在價格改革的核心問題上,爭論異常激烈。其他組的代表聞聲后,紛紛跑到我們組加入論戰。在我們這間小會議室里,一時間竟然擠進近百人”。

“因為座椅不夠,許多人便站在桌子上或聽或辯。盡管我把茶杯幾乎敲碎,仍然無法阻止激辯者之間的唇槍舌劍。那種熱鬧火爆的場景,猶如打擂臺一般,各種觀點你來我往輪番上陣,各派代表慷慨陳詞,徹夜不眠”。

“后來,華生等人在莫干山上提出的價格雙軌制議案,被納入國家經濟改革試點”(見馬小岡:初心 走下莫干山,來源微信公眾號,發表于2018年3月31日)。

莫干山會議價格辯論的主要當事人之一、調派代表田源這樣回憶:“就在我做過價格改革匯報后不久,著名的‘莫干山會議’召開。張維迎、華生等朋友都參加了這次會議。我也參加了這次會議并作了發言,分析了中國價格改革在經濟改革中的中心地位,介紹了當時國務院領導在價格改革方面的憂慮與思考等高層內部信息,以及解決價格改革問題的幾種不同的思路與戰略選擇。由于我當時的地位接近決策層,我的發言成了‘莫干山會議’中重要的信息來源與討論背景。在夏日的晚上,討論熱火朝天,極其有創見。在我們幾方激烈爭論過程中,以華生為代表的一批年輕人,綜合了各方意見,明確、系統地發表了實行‘雙軌制 ’價格改革的意見和建議,此報告經過一位國務院領導送達最高領導,對于堅持和擴大雙軌制作為實現價格改革的重要機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見田源:我們是摸石頭的人,《經濟觀察報》2009年11月20日)。

實際上,參加莫干山會議宏觀綜合組討論的還有兩位著名的價格問題專家,一是曾長期在物價部門擔任過領導工作,在莫干山會議之前就提出和研究過雙重價格理論與政策問題、后來成為國務院副總理的馬凱,以及后來擔任國務院研究室宏觀研究司司長的李曉西。李曉西曾于1987年發表過《從雙軌制到市場化》的論文,對雙軌制的利弊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議,成為當時社會上很有代表性的意見。1999年他在點評自己這篇1980年代的論文時,對當年雙軌制的產生作了一個說明:“‘價格雙軌制’是1984年全國第一次中青年經濟工作者理論研討會即‘莫干山會議’提出來的。在此之前,價格管理中也有過類似規定,但形成很大影響并被推崇為經濟改革的主要思路,則是自這次會議始。在‘莫干山會議’上,有三種價格改革方式的爭論:一種主張價格以調為主,這是以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田源同志為代表;一種主張價格以放為主,這是以張維迎同志為代表;還有一種主張搞價格雙軌制,這是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華生、何家成同志為代表?;剡^頭來看,以調為主思路趨于保守,……。價格以放為主,……可能欲速不達,反導致改革失敗。多數人認同價格雙軌制的觀點?!@種思路,后來也得到中央有關領導同志首肯。因此,價格雙軌制成為價格改革的一項重大政策出臺了”(見《二十年觀察與思考:李曉西論文集》,1999年)。

另外,由于“莫干山會議”成為中國改革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2012年出版的《新中國經濟學史綱(1949-2011)》(張卓元等著),發表了當年莫干山會議的親歷者、著名學者常修澤教授撰寫的《1984年中青年經濟學者討論會——“莫干山會議”》(第14章),在學術界引起重視,被稱為“史綱版1984年莫干山會議”。但由于《史綱》的字數限制,一些史料未能納入。此后,作者根據自己親歷和保存的歷史資料并參考相關文獻,完成了《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會議》?!秾W術研究》雜志刊登了這篇有史料價值的文獻。其中這樣記述,“三是關于價格改革的路徑問題。這是會議討論最深入、爭論也最激烈的問題,形成三種意見:一是主張‘以調為主’(以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田源為代表);二是主張‘以放為主’(以西北大學經濟系研究生張維迎為代表);三是主張‘調改結合’(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華生、何家成等為代表)。在討論基礎上,會后,會議副秘書長徐景安以會議討論的有關價格改革的思路(加上他自己的考慮)專門撰寫了一份報告,題為“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指出“上述兩種思路,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并不互相排斥和對立,在改革中可把‘調’與‘放’結合起來,能放的先放,能調的先調,互相促進、相輔而行”。

“實踐表明,在調放結合、雙軌推進的改革思路形成過程中,無論是‘以調為主’,還是‘以放為主’,還是‘調改結合’或‘放調結合’,都從不同方面、程度作出了貢獻。從更大視野審視,中國價格雙軌制改革的思路是莫干山會議諸多中青年學者共同討論、集體智慧的結晶”。

如此等等??傊?,在參加莫干山會議的所有正式代表中,還真沒一個人出來說,是張維迎在莫干山會議上獨自一人提出了雙軌制,說服了大多數人。

因此,張維迎為什么要否認放調結合雙軌制的第三種觀點存在,撒這樣一個明顯改寫歷史的大謊呢?這實際上是參會的幾乎所有人都感到無法理解的。也許只能是華生、高粱、張少杰三人十年前簽名文章“令人遺憾的雙軌制發明權之爭”(見《21世紀經濟報道》2008年10月13日)中所解釋的邏輯:90年代中當俄羅斯的休克療法失敗,雙軌制從受指責批評變為開始受到較全面積極的評價,特別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克利茲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通版文章,盛贊雙軌制是中國人找到的天才解決辦法后,張維迎首次出來反駁“雙軌制是莫干山會議集體智慧的結晶”的說法,稱自己持有內部文稿證明,他是在莫干山會議之前“國內最早提出并系統論證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的學者”。隨著張維迎名氣上升、首創雙軌制說法流行,加上張維迎又說他本人攜此論文入選莫干山會議并在會上宣講,由于任何人當然都不能在大庭廣眾之下把他的思想和已經寫好的文章搶走,合乎邏輯的就必須是他一個人用雙軌制說服了會議的大多數人,變為會議成果并被中央采納。這樣放調結合的第三種觀點就必須從歷史上消失。

就像徐景安文中所說,張維迎這樣為了提高自己的學術地位,追求利益最大化,有點失去理性。因為撒了第一個謊后,就要有一連串的謊話來圓場。張維迎多次說他以文章入選和宣講于莫干山會議,實際上限于當時條件,入選文章多是抄寫的手稿。因此莫干山會議按問題分組討論攻關,根本沒有人知道誰寫了什么文章來參會。為了向媒體解釋為什么他的觀點得到會議大多數人的肯定,但會議卻不派他去向張勁夫同志匯報時,張維迎先后給出了不同解釋,大體是說徐景安本來前一天也通知他去的,后來又沒叫他,可能是因為他說話沖,陜西口音重,年紀輕、人微言輕之類。其實張維迎說他的放就是雙軌制的放,分步放,那就談不上沖了。張維迎說他在大會上發言辯論受到大家熱烈歡迎,怎么會去小會匯報又變得口音重不好懂?況且當時那些人都是在讀碩士研究生,多數會前根本不為人所知,反而張維迎因之前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為向錢看正名》,引起全國熱議,一上山就是知名人物。所以徐景安并不記得有叫他這回事,而徐景安本人也是被王岐山點將來的(據歲月丨柳紅:莫干山會議30周年再記,莫干山會議的主要經費來自王岐山代表的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資助的一萬元,各發起單位資助一千到二千元不等)。因此,讓誰去向張勁夫這樣國務院的領導匯報,完全由王岐山、朱嘉明、陳一咨等核心層與孔丹那里商定??椎ぴ谏鲜鰰谢貞浾f,“材料交給勁夫同志后,他看得很認真。之后,他說:這樣吧,我召開一次座談會,確定一批人吧?,F在這個名單我不太記得起來,可能有樓繼偉、徐景安、張鋼、華生、黃江南等,但我記得馬凱、岐山沒參加”。(注:其實樓繼偉并未來莫干山參會,據浙江省政府的劉佑成記錄,參加人員為張綱、徐景安、田源、華生、周其仁、陳申申、沈水根、一位天津代表及劉佑成,因為莫干山會議的核心決策人員在北京本來就可以見到領導,故把機會都精心安排給了青年學者來匯報,以期年輕人的新思想能夠給領導決策提供啟發)。

其實,從上面領導秘書們和會議重要組織者參加者的回憶一看便知,張維迎放的觀點未被大家接受,根本不會被派去參加匯報。莫干山會議結束不久,河南省成立省政府經濟咨詢團,以王岐山為團長,朱嘉明、李軍、陳一咨為副團長,團里十幾個人,幾乎全是莫干山會議的人馬,有馬小岡、卞敏方、王小強、黃江南、盧健、盧邁、華生、張鋼、周小川、周其仁、徐景安、曹遠征等(見《河南日報》1984年12月4日頭版),而還是沒有張維迎。實際上張維迎在莫干山會上被冷落后,從此退出這方面的討論,即便在80年代因價格雙軌制改革在實踐中出現諸多問題而爭論白熱化,華生等人受到普遍責難(僅《經濟研究》上1989年就有兩篇點名批評華生等人及雙軌制的文章),張維迎從未對雙軌制的爭論表態過,沒說自己和雙軌制有任何關系,發表其會前寫的價格改革文章也把雙軌制價格改為雙軌價格,更未對關于雙軌制的媒體報道和所謂發明權提出過異議。

張維迎在回答記者關于是否會后留下來寫會議紀要時,最初說法是“應該有我”。這次在研討會上干脆直言他留下來參加了寫紀要。但紀要中主報告之一“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為徐景安執筆,該報告有兩個附件,附件1即價格改革的建議之一是田源執筆的以調為主思路,附件2即價格改革的建議之二是華生執筆,題為“以自覺的雙軌制平穩完成價格改革”,在提法上為了淡化放,提了改、調、放、導(國家物資部門參與引導)。徐景安定稿時干脆連華生分報告的雙軌制標題也去掉了(但文中有一處提到雙軌制因他當時未看到而被保留)。在徐景安自己起草的主報告中更一字不提雙軌制(從后來對雙軌制的巨大批評壓力和雙軌制從未被寫進任何正式文件來看,徐景安是很有智慧和有自己的獨特貢獻的,難怪王岐山點名要他來寫紀要)。徐景安還為謹慎起見,把“調”擺在“放”前面,將價格改革的兩條思路分別稱為“調放結合,以調為主”,和“調放結合,先放后調”。這一點后來倒是國務院領導更開明更灑脫,既然肯定的就是先放后調、以放促調的第二種思路,批示中就直接改回了莫干山會上說的放調結合。因此,張維迎參與起草了哪個報告呢?

在2019年6月12日北大國發院召開的會議上,張維迎請來了當年莫干山會議重要發起人之一并參與接待和安排莫干山會議的東道主、原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佑成。據研究這段歷史的柳紅(朱嘉明夫人)說,劉佑成在封筆28年后終于“現身”,于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年之際出現,寫了一篇《莫干山會議始末》的文章,其中依據他保留的會議記錄,介紹了很多細節,提到了好幾十個人的名字,提到了價格改革三種觀點,提到張維迎有一處,為“其間西北大學經濟學研究生張維迎做了精彩發言,闡述價格對資源配置的作用、供求關系決定價格;價格改革應該以放為主”。

也許正是這篇權威回憶錄和劉佑成再現引起了張維迎的關注。張維迎自己說2018年12月16日出差時約劉佑成談了4個小時,并在2019年1月專門寫了一篇《被遺忘的劉佑成》的萬字長文,介紹劉佑成的坎坷經歷與生活家庭,盛贊他這位陜西老鄉,說“莫干山會議的成功舉辦,是一種機緣巧合,劉佑成功不可沒”?!澳缮綍h之所以能在浙江舉辦,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劉佑成以文會友的結果”。據張維迎的文章,人們知道劉佑成上世紀90年代初下海在俄羅斯及國內經商,因而早已離開這個圈子。時隔一年,劉佑成這次來參會,發言題目是“張維迎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對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貢獻”。說“我知道張維迎是因為他在宏觀組研討中對價格管理體制改革的精彩發言轟動了整個莫干山會議”。 “我理解,宏觀組討論的三種意見,實際上只是兩種意見,調和放”?!胺诺乃悸肥切滤枷?,是真正改革的思路。所以,張維迎的觀點當時在莫干山會議上被稱為關于價格管理體制改革的新思路”,說張維迎雖然因陜西口音重沒去向張勁夫匯報,徐景安還是介紹了張維迎的價格改革新思路,得到當時國務院領導的肯定批示。 “從那時至今三十五年中國改革發展實踐,基本是按照張維迎教授當年提出的市場經濟邏輯和體制轉換路徑展開的,最終基本實現了漸進式市場化改革。張維迎雙軌制價格改革的理論貢獻居功至偉”?!皬埦S迎雙軌制價格改革思想,不是即興產生的對現實經濟問題的一種對策,而是他的一個完整理論體系在一個大國改革發展中的自覺運用”。乃至“中央決定中的這些話基本是張維迎教授之前提出的思想,只是官方文件表述更為謹慎”。(見張維迎經濟學原理微信公眾號)。

當然,張維迎絕非首次給回憶莫干山會議的人做工作。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十多年前因研究改革史包括莫干山會議一段,被張維迎多次纏住給他介紹“真實情況”,要張軍改寫歷史,但被張軍拒絕。張軍只是在文章末尾客觀指出,張維迎對雙軌制發明權問題提出了挑戰。

張維迎對徐景安做工作更具有戲劇性。張維迎先是在2007年9月24日給徐景安去函,先說“能遇到你這樣的領導三生有幸”,然后做工作說,“現在以訛傳訛的事情很多,更有人賊喊捉賊。你本來是最有發言權的,但好像你自己記得也不清楚,我現在把手頭保留的《專家建議(三)》掃描給你,白紙黑字,我不知道誰還能比我文章更早更清楚地論述雙軌制改革的文章”,“我希望你能幫助還歷史一個本來面目”。但是徐景安不同意張維迎夸大自己、貶低別人、抹去華生等人第三種觀點的存在,認為“維迎把‘雙軌制價格’的功勞歸于他一人,這是挑起爭論的起因”(見《香港商報》同上)。張維迎在《價格、市場與企業家》一書中,將徐景安的作用貶低為張維迎個人觀點的寫手,只是“以政府領導人容易聽進去的方式對我的觀點作了一點修正,向國務院提交了這次會議上提出的價格改革新思路”,這種說法確實欺人太甚。后來徐景安氣得要公布張維迎給他寫的全部文字,張維迎以這是他的知識產權為由,堅決反對徐景安公開。徐景安不得已才先后接受媒體采訪,并在《領導者》雜志上發表長篇文章,勸誡張維迎, “做人和做學問,第一還是做人,共勉之”。對于這些做工作無效的人,張維迎的研討會,當然就不再請。

最近一位被“做工作”的莫干山會議重要參加者是王曉魯。王曉魯為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寫了一本書。前一陣原體改老人聚會,據知情人說張維迎劈頭蓋臉給王曉魯來了一頓,說王曉魯的書把莫干山和雙軌制歷史寫錯了,逼著王曉魯修改。性格溫和的王曉魯只好當眾說,你把你說的新材料和掃描文章給我,如果確實,我下次再版時修改。鑒于王曉魯有改變意思,2019年6月12日的北大國發院會議又請了王曉魯。王曉魯在會上還道了歉,說以前不清楚張維迎這篇更早的文章,所以在書中“用了一個簡單但錯誤的概念,即雙軌制改革是由‘莫干山會議上提出來的’”?,F在讀了張維迎首次在網上公開的掃描件,承認他的貢獻早于莫干山會議。身為莫干山會議審稿人,只是未在宏觀組參加辯論的王曉魯都被張維迎的這篇文章逆轉,承認過去認為具有歷史意義的莫干山會議提出雙軌制是個“錯誤的概念”,可見張維迎拿出來的這篇文稿的威力不小。

那么,既然有這么一篇不言自明的文章,張維迎當年在會上把自己帶的文章拿出來,不就可以當場讓華生等人的第三種觀點乖乖閉嘴、灰溜溜下臺嗎?為什么當時不拿,時隔多年后再去違反事實地編造他的雙軌制改革思想在莫干山上說服了大多數人,須知這樣的謊言是很蠢很容易被揭穿的呀?有人分析,這是因為現在張維迎公布的掃描件標為原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下屬能源組編的內部資料,據張維迎說是他90年代初在茅于軾家中發現的一個油印的孤本。由于這不是中心的文件或正式內部資料,現已在相關檔案中查找不到。而張維迎自己稱攜文參會,莫干山上的價格改革建議又被中央采納,如果不是張維迎的思想在會上說服了大多數人,那么,這篇沒什么人見過的文稿是否能稱為學術發表,本來就存在很大的疑問,如果在這么重要的會上又沒有影響,對中央決策也沒產生作用,那就實在沒有什么價值了。所以張維迎編造自己“單槍匹馬輪番應戰”說服了大多數人、主導了莫干山會議的謊言,雖然是鋌而走險,但也是要確立自己在雙軌制問題上無可爭議的權威和學術地位的無奈選擇。下面我們就來看看,這篇密封了35年首次在網上公布的掃描件究竟有什么內容,說的真是莫干山會議上提出的雙軌制,還是似是而非,需要假以歲月才能拿出來以假亂真的贗品?(待續)

作者簡介

張學軍:孫冶方經濟學獎獲得者。1980年代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發展研究室主任,國務院經濟調節辦公室處長,為1985年《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問題和思路》報告的作者之一。報告首次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整體改革應當走全面雙軌制轉型道路,并提出微觀經濟基礎的重新構造,建議創設全國的國有資產管理系統。報告受到國務院領導的高度重視,推動了1988年我國第一個國有資產管理局的成立。

邊勇壯:兩次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1980年代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物資經濟研究所價格研究室副主任、物資經濟研究室主任,同時也是《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問題和思路》報告的作者之一。


價格雙軌制發明權之爭|諾貝爾經濟學獎傳言引發的躁動(下)——張維迎憑空編造了一個謊言

編者按:本文接前文《諾貝爾經濟學獎傳言引發的躁動(上)——雙軌制發明權之爭的歷史考證》(http://www.chinatimes.net.cn/article/87911.html 《華夏時報》 2019-6-28)

文 / 張學軍、邊勇壯

二、張維迎的內部文章究竟說了什么?

其實,張維迎的這篇“以價格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文章是他碩士論文的主要部分,本來他在莫干山會議后也早在多處摘要發表,并將其中唯一一處提到的“雙軌制價格”一詞改為“雙軌價格”,以示與莫干山會議后流行的雙軌制相區別,因此從未引起人們的關注。上世紀90年代中開始,張維迎突然聲稱他第一次系統提出雙軌制價格改革思想,并有珍貴的內部原件,但從來秘不示人。2007年,張維迎要徐景安承認他的雙軌制創始人地位,徐景安不認可。張維迎說徐景安作為關鍵的當事人對很多事情記不清楚了,為了幫助徐景安恢復記憶,張維迎才將掃描件傳給了徐景安。

徐景安作為主報告起草人,對文字非常敏感,仔細比較了張維迎的文稿與他會后發表的文章的區別,在雙方見面時,徐景安一語點破說:“維迎, 究竟是我的主報告抄你的,還是你抄了我的?”這使他怒不可遏,“在我們一次見面時,他竟然激動地揚言要動手!”(見《香港商報》,同上)不過,盡管徐景安后來認為“張維迎的要害,是貪功己有,學術造假”,還是不妨礙張維迎在這幾天剛發表的文章中稱,“徐景安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道,我提出的‘放’的思路是革命性的,他點到了要害!”(見《經濟觀察報》2019年7月1日)

在張維迎原稿的萬字長文中,重點批判調價的問題和缺陷,集中討論“放”的必要性。35年后的今天,粗看起來,其中討論保持計劃內牌價不動、計劃外價格可以放開這幾百字的論述部分,與后來推行的雙軌制價格改革,是有相像之處。

那么,張維迎的原稿與莫干山會議的成果及中央采納的政策究竟有什么基本不同呢?對照一下,至少有三大區別:

第一,是張維迎的“放就是雙軌制”,還是莫干山會議的“調放結合”才是真雙軌制?

莫干山會議提出的是“放調結合”或徐景安在會議紀要中用的“調放結合”。所謂雙軌制是放調結合、兩條腿走路的動態雙軌,而不是建議去搞領導們從來極為敏感的雙軌價格。莫干山提出的放調結合,放和調都是手段,同等重要。調既不是張維迎文稿中可有可無的“或”,也不是張維迎說的調與放是市場價格還是計劃價格目標模式的“真正分歧”。

如高粱回憶,莫干山會議宏觀組討論價格改革的第一天他曾去聽會,一個來自國家計委的參會青年代表表示,價格改革的思路不能越出國家計劃經濟為主的框架,結果馬上引起大家一片嗤笑而說不下去了??梢妳闹星嗄陮W者在改革目標模式上并無大的分歧,大家討論的焦點就是過渡方式,而雙軌制本來也是過渡方式而非目標模式。

現在張維迎說“雙軌制的核心是放,逐步地放”、“直到放完為止”,這說明他到今天也沒明白莫干山提出的放調結合的雙軌制本質是什么。那就是在計劃經濟還占主導的情況下,人們的認識差異和各方阻力都很大的時候,怎樣尋求既市場化導向,同時政府可控、各方面都能接受承受的穩妥過渡方式。就是一個放、放完為止的主張,聽起來爽快,但即便是今天也很難被政府聽進去和簡單采納。

在35年之前,那也自然更會被認為是一種幼稚冒進的主張而被邊緣化。張維迎現在強調,“放就是雙軌制”,“調放結合不是雙軌制”(見《經濟觀察報》2019年7月1日)。這恰恰反映了張維迎個人與莫干山會議主流意見一直以來的根本分歧。其實,重要的不在于張維迎今天自己怎么定義和把水攪渾,而在于莫干山會議達成的共識和報告上寫的不是他所說的放直到放完為止,而是調放結合。中央采納的更不是他的放和放完為止的所謂雙軌制。張勁夫同志批示“很有價值”的是莫干山會議提出的“調放結合”兩種思路。國務院領導的批示仍然是“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很開腦筋?!?/p>

1985年4月12日,國家物價局長成致平上《新聞聯播》發布關于價格改革長篇電視講話,宣布“1985年價格改革的基本方針是:放調結合,小步前進。就是放活價格與調整價格相結合,走小步子,穩步前進”。至此,莫干山會議提出的放調結合平穩過渡的思路被完全采納。生產資料放調結合過程中計劃內外兩種價格合法的普遍化,后來才被通俗認為是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的正式實施。但應當指出,中央采納的價格改革方針,就是放調結合,本身并沒有雙軌制的提法。生產資料價格的放調結合改革推出后,消費品物價出現了一定的波動。1985年7月11日,小平在聽取匯報經濟情況時表示,“十二屆三中全會以來九個月的實踐證明,物價改革是對的?!薄叭绻梦迥陼r間理順物價關系,就是了不起的事?!?/p>

現在張維迎反復強調,沒有放就沒有雙軌制。這一點其實從來無人反對,因為從改革開放伊始國家已經幾乎每年都在逐漸放開一些重要產品的流通及價格,“放”本身并沒什么首創。真正首創的是莫干山會議提出又被中央采納的“放調結合”。如果調放結合不是雙軌制,那張維迎“放就是雙軌制價格”的文章無論寫在什么時候,與中國改革有什么關系?張維迎之所以冒這么大險,憑空編造一個“說服了莫干山會議上的大多數人”的謊言,這樣做還不是要證明他文章的思想指導了中國價格改革嗎?

實際上,無論稱調放結合還是放調結合,缺了哪一軌都不成其為雙軌。從理論上說,這是因為在計劃統配物資占據大多數的時候,放出少量物資的所謂市場價,實際上不可能是真正供求平衡的市場價,而只能是扭曲的邊際高價。這個邊際價格既難合理,也讓當時的經濟格局所無法承受。這個價格的作用只是可以為計劃價格的調整提供某種動力和參照。只有隨著放調結合的不斷推進,經過幾個調放周期,計劃牌價不斷上升,市價逐步回落,這時的價格才能向真正供求平衡的市場價歸一。這一點已經被當時論述放調結合雙軌制道路的文章所闡述。

價格改革的歷史發展也正是這樣:在1985年之前,國家以調價為主。從1978年改革開放起步,國家除了對農產品和工業消費品幾乎每年都不斷調整價格以外,對工業生產資料價格也在不斷調整。從1979年4月調整統配煤炭的價格開始,國家陸續對國內成品油、電價、生鐵、焦炭、鋼鐵產品等分步進行價格調整。但這階段一方面調的力度受到各種因素掣肘,另一方面放開的步子也比較小。從1985年初中央明確了實施放調結合的價格改革方針起,放的步伐迅速加快,調的配合則相對落后,結果市場中混亂和腐敗現象急劇增加,導致各方面對價格雙軌制改革批評壓力極大。這也是導致突然決定強行價格闖關的重要原因。但更大規模放開價格的決策催生了普遍的通貨膨脹預期,刺激了全國性的搶購潮,最終導致闖關失敗、改革受挫、社會情緒逆轉。

但正是由于1990年代初國家利用市場疲軟,幾次大幅度調高了生產資料計劃價格,使牌價、市價接近。到1992年小平南巡,價格再放開,就無震動地完成了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價格改革并軌,似乎一下子就解決了過去人們認為風險極高的改革。因此回顧歷史、總結起來看,放調結合的改革思路之所以為中央采納,并能在改革開放早期復雜多變的情況下成功地完成價格改革,就是因為它符合了國情,既能發揮市場的基礎作用,又能發揮政府的調節引導和促進作用,這才是莫干山會議放調結合雙軌制的精髓,也是中國改革的真正特色,而這恰恰是張維迎至今既不理解也不贊同的。

第二,生產資料價格改革是采取張維迎原稿中主張的“先調后放”,還是莫干山會議主張的“先放后調”?

2019年6月12日,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主持,北大國發院再次出面召開“雙軌制與漸進式改革暨張維迎雙軌制價格改革論文發表35周年研討會”。張維迎這次在自己研討會上反復強調:“我也不是絕對反對‘調’。事實上,對那些牌市價相差很大的產品,如何解決計劃內產品的價格,我的主張就是‘先調后放’。這在原文中寫得很清楚(原文第14頁)”(見《經濟觀察報》2019年7月1日)

張維迎的這個話今天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放回到35年前的莫干山會議和當年的特定改革環境中,就正好錯了。須知當年價格改革中央要解決的硬骨頭和攻堅戰,不是張維迎在文稿中談的消費品與一般工業品,而是生產資料。所謂那些“牌市價相差很大的產品”,恰恰就是生產資料。

故而在莫干山之后,1985年1月國家放開的就是計劃外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在1980年代更通行的說法就是叫“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因此,徐景安執筆的主報告開頭就直接論述,對解決能源、原材料等短線工業品的價格有兩個思路,即“先調后放與先放后調”。田源、華生寫的兩個附件,也都一致分析,要從牌市價差距大的生產資料價格上尋求突破,所謂“價格改革不宜全面出擊,而應加以分解,各個擊破”。當前制約經濟的關鍵是工業品出廠價,特別是生產資料價格,人們的認識在這一點上已經統一(見莫干山會議紀要,價格改革建議之二)。

由于田源從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帶來了中央認為吸取蘇聯東歐改革的經驗教訓,因此他判斷:當前是中國價格改革黃金時期,而且他介紹的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反復測算的方案也主要在生產資料價格調整的影響方面,因為當時生產資料牌市價格不僅差價極大,往往達到數倍,而且投入產出鏈長,任何調整都會引起連鎖反應,相關利益調整難度大,市場風險高,財政負擔重,從而使中央上層難以下決心。

因此由于田源的介紹和引導,宏觀組的討論一下子就高度集中于生產資料價格改革如何啟動上(可見張維迎貶低田源的作用,他用所謂田源的錯誤觀點來反襯和抬高自己是非常不客觀、不公正的。人們須知:正確地提出和研究問題,就是解決問題的一半)。按張維迎文稿與他今天仍然強調的思路,對生產資料這樣牌市價差價很大的產品,要“先調后放”。但這樣一來,他就和田源先調的主張完全相同,把自己的文章拿出來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所以在莫干山會上田源先調為主的意見一開始就居高臨下、占了上風的情況下,張維迎當然就根本不提他有什么文章,更避諱他文章中也主張對差價大的產品價格先調后放的觀點。這樣不僅壓根不提調了,而且大批特批調價,變成徹頭徹尾的放派。這才是為什么張維迎當時不在會上當場拿出不絕對排斥調的雙軌制文章、讓第三種觀點的辯論對手閉嘴下臺的真正原因。

35年之后,張維迎抹去當年實質是討論生產資料雙軌制價格改革的背景,抹去他當年在會上看到了自己文稿中主張的錯誤,為避免與調派相同的先調而不提他的文章,現在又利用時間久遠,人們已記憶模糊,回過來再援引他文稿中對差價大產品的先調,說他也不排斥調,以便與莫干山會議的放調結合魚目混珠,這真不是一個學者應有的誠實態度。

由此可見,張維迎文稿中唯一肯定調的地方是錯的,而他在會上對放的論述,雖然對莫干山會議的思路碰撞與辯論有相當貢獻,但作為一種獨立的思路,則根本不被會議所接受。所以,張維迎35年后首次網上公開的文章掃描件,不是證明了他價格改革思路早于莫干山會議或其提出內容高于莫干山會議解決生產資料價格改革的集體智慧,而是顯露出了他早期認識的混亂和誤區。

第三,中央選擇的“自覺的價格改革道路”,是張維迎文稿中的主張,還是莫干山會議的建議?

張維迎在他文章的研討會上說,“我的貢獻在兩點:第一,明確把市場價格制度作為改革的目標模式;第二,把自發產生的雙軌制價格從理論上提升為自覺的價格改革道路?!彼f:“這實際上就是‘哈耶克說的演化主義之路’?!逼鋵?,鄧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會見外賓時就明確提出了中國可以搞“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當然就包括市場價格。從那時起,中國經濟學界討論市場價格和政府放開部分計劃外產品搞市場價格,就都有許多討論。如早在1981年6月何建章、張卓元就在《財貿經濟》雜志上發表《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選擇與價格管理體制的改革》一文,提出“在價格管理上實行統一價格、浮動價格和自由議價”。

至于中國雙軌制價格的產生,并不是什么自發秩序的演化,而是國家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導向的改革開放的政策結果。中國生產資料的價格雙軌制更非張維迎所說的“自發產生”,而是國家的發展與改革政策的產物。不僅中國的農副產品從來不同程度地被允許在農村集市貿易市場上自由定價交易。工業品則從1970年代鄉鎮企業(最初叫社隊企業)的興起也普遍出現計劃外市場價格(張維迎說鄉鎮企業的發展得益于1980年代后期實行的雙軌制,是時空和因果顛倒)。

此外,國務院于1979年7月下發《擴大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其中首次允許國有企業對自己生產的部分產品享有自銷權。這開創了工業品流通的雙軌制的局面。國家批準的計劃外的生產資料按市場價格放開銷售則不晚于1981年。那一年經過國家多部門研究論證、中央領導拍板后,國務院就批準石油部在完成1億噸產量包干政策外,超產部分可放開按國際市場油價在國內銷售,開創了真正的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的先河。

1983年,國家進一步允許部分石油產品“以出頂進”,放開部分成品油定價,允許以與國際接軌的市場價在國內銷售。1984年5月,在國務院擴大企業自主權的相關決定中,又允許工業企業超計劃的產品統統可以加價20%銷售。所以,在1984年之前的好幾年中,相關政府機關物價部門和政府附屬的研究機構,對在經濟改革過程中計劃外產品的價格如何改和放,各種改和放的辦法可能引起的問題,已有很多研究、討論。

這其中就包括長期擔任物價部門領導工作的馬凱研究過的雙渠價格等。如果也像張維迎這樣以內部參考資料來證明雙軌制價格改革的發明權,那么把這些關于放開超產價格的改革措施的相關討論論證和內部文件拿出來,可以申請發明權的各種內部資料就多了。這也是為什么孔丹說: “不要片面夸大青年學者作用,這其實是國家上下各方面多年的努力,是改革走到這一步的大勢所趨。

張維迎提出的以“放”來推行價格改革的思路,在會前未引起什么關注,在莫干山會上又不被大家認同。會議大多數人形成共識的是放調結合,兩條腿走路,雙軌制推進,具體體現在生產資料價格改革問題上,就是先放后調、以放促調,這樣循環往復通過五六年時間和幾個調放周期,最終完成價格改革的思路。這種把放和調結合起來自覺地作為價格改革的主要道路,確實是莫干山會議的首創,充分體現了莫干山會議通過精心籌備設計,有引導地組織中青年學人聚焦討論、辯論、集思廣益的集體智慧結晶。正是這個放調結合、雙軌推進價格改革的思路,為中央領導的思考決策提供了啟發,堅定了決心,即中國的價格改革可以不走國際上公認的一攬子闖關的高風險道路,而可以走一個有自己實踐初步驗證、風險可控和政府能夠調節操作的漸進過渡道路。

因此,令人不解的是,張維迎幾十年后拿出的這篇在莫干山會議之前寫成的內部文章,在絕大部分當事人還健在,自己也曾認同經濟學界數百人民主投票結果、當眾領完獎近十年之后,突然出來大張旗鼓地高調翻案,杜撰一個自己的思想主導了莫干山會議、進而變為中央決策的歷史,甚至在35年后用一個內部參考資料來偷換放調結合的雙軌制內涵,貶低那個時代包括莫干山會議的集體貢獻,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其實既無作用也極不明智,令人匪夷所思。

三、價格雙軌制如何發展為中國整體改革的雙軌漸進道路

放調結合的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按會議紀要“價格改革建議之二”的分析, “預計通過五六年時間(物價總水平上升30%-40%)可以同時平穩地完成價格的調整和改革”。結果由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波動調整,從1985年到1993年前后花了8年時間大體完成。應當說這對于40年改革開放的整體歷程來說,也只是其中一個章節。

張維迎參加了莫干山會議,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貢獻,即便在授予價格雙軌制的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中,他的名字按大家民主投票的結果排到了后面,本來也沒有多大關系,只要他后來繼續沿著這個思路將價格雙軌制進一步推向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整體轉型,并進而深入去研究在如所有制、土地制度、金融市場等一些主要領域如何繼續推進雙軌制改革,就可以取得更多的成果。

1980年代末張維迎去英國牛津大學深造,如能把中國雙軌制的理論和實踐探索進一步學術化,在國際領先的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介紹中國的雙軌制,特別是1990年代初回國后再利用他長期在北京大學這個學術殿堂的獨特優勢條件,將雙軌制轉型變遷理論化、模型化、系統化,那么他今天成為蜚聲國際的中國雙軌制大家,也是順理成章。甚至因此引起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關注,也并非絕無可能。

這就如產權理論的最初幾篇開拓性的重要文章,都是格羅斯曼打頭、哈特在后完成的。但后來格羅斯曼離開學術界后,哈特在這方面繼續研究推進,形成了更為完整的產權理論體系,后來諾貝爾經濟學獎就只授予了哈特。因此,所謂諾貝爾獎只授予原創者的說法,并不全面準確。

然而,張維迎的選擇恰恰相反。本來莫干山會議上中青年人的建議被中央采納,成為中國改革的實踐,而且按張維迎的說法是他的思想主導了這一切。那么經過莫干山會議這場大辯論,張維迎當然應當更加意氣風發,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他的雙軌制思想,再發表一大批更成熟的論著,這樣他也就用不著在很多年后拼命在他早期的一篇存在明顯矛盾和缺陷的不成熟文稿上無限拔高放大。

實際情況卻是,張維迎在莫干山會議沒有接受他放的思路之后,就把他自己今天這么高估看重的價格雙軌制拋到一邊,在這個題目上從此再無新研究和新文章。對價格雙軌制在實踐中出現的種種市場混亂和腐敗問題,張維迎像局外人一樣,既不回答解釋,也不提供解決辦法和建議。面對后來一段時間社會上潮水般的批評責難,更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面對別人被圍攻,自己躲得像沒事人一樣。對雙軌漸進的改革如何從價格領域推向整體改革,更是毫無興趣。

而且從1990年代開始,還沿著“放”、“放完為止”的單軌化思維越走越遠。應當說,作為一種學術信仰和觀點,人們可以尊重張維迎教授自己的選擇。但是說張維迎這幾十年來一脈相承的、在西方國家都不可行的極端“放”派思想就是中國改革走過的道路,這就太不真實了。

應當指出,堅持改革開放和誠實學習的態度,同時立足于國情,努力探索中國改革開放道路的學者們,才是真正為數眾多的中國經濟學家的主體。中國的經濟學研究者們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為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推進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

如莫干山會議的成果并不是僅僅由于后來被國務院采納而出名的價格雙軌制,而是包括農村改革發展、對外開放、股份制改革探索,乃至金融市場如何建立發展等多方面的重要成果,也包括一大批各方面人才。莫干山會議剛結束, 1985年初,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生院的三位研究生郭樹清、劉吉瑞、邱樹芳受到莫干山會議成功的鼓舞、激勵,還聯名上書,提出“全面改革亟須總體規劃”的建議。國務院領導隨后做了“制定改革總體規劃有益無害”的批示。

1986年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研討小組辦公室成立,形成了以吳敬璉、周小川、郭樹清、樓繼偉等為代表的團隊,進一步提出了一個價格、稅收、財政等方面政策聯動的總體實施方案。他們的持續研究和整體改革思路對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之后的經濟體制改革在各個領域的全面推進產生了積極影響。

這一年發生的另一件在中國經濟改革史上有影響的大事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和世界銀行在1985年9月2日至7日聯合舉辦的“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史稱“巴山輪”會議?!督洕芯俊冯s志在同年第12期發表了劉國光、張卓元主持,戴園晨等初稿執筆的文章《經濟體制改革與宏觀經濟管理——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評述》。

文章中指出,盡管包括與會的國際專家依據蘇聯東歐國家改革的經驗,比較推崇“一攬子”改革方式,但“經過幾年的討論和實踐,從中國地廣人眾、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發展又極不平衡等基本國情出發,大家達到了比較一致的認識,這就是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應該走‘漸進式’加‘小配套’的道路,即整個改革的進程是漸進的、分階段的,而每個階段的改革則要在相互聯系的方面配套進行”?!霸诟母锊扇≈鸩酵七M方式的情況下,雙重體制在一個時期內并存的局面不可避免”?!叭绾握_對待雙重體制,在運用雙重體制減輕改革前進中的震蕩時,避免和減輕雙重體制的弊端,是擺在中國經濟學界面前的重大課題”??梢?,當時中國的頂尖經濟學家們已經不是簡單地全盤照收國際上權威專家們的意見,其對中國改革的基本規律和長期性復雜性的認識,已經達到相當的深度。

1985年的另外一個重要報告,涉及到被張維迎從莫干山會議上一筆抹去而不存在的華生等人。莫干山會議結束后不久,華生、何家成又與張學軍、羅小朋、邊勇壯合作了一份《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問題和思路》的報告(后分兩期發表在《經濟研究》上)。報告指出,盡管中國走上的雙軌制漸進道路,受到國內外很多人所謂“人不能分兩次跳過一條河”的批評質疑,但是這條道路符合國情,“對于一個實現經濟起飛的發展中國家絕對必要”?!半p軌制的普遍意義不限于生產資料的價格改革”?!皟r格放開不等于市場形成”。政府對市場組織包括啟動“金融改革和外匯市場的雙軌制改革肯定也是大勢所趨”。今后“國家的指導意圖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它與大企業、大企業集團的協調來實現。由此推知,雙軌制的消亡不僅有賴于價格體系的合理化,而且有賴于能夠完全取代國家調撥系統的市場聯系(包括大企業、企業集團之內的穩定通道和期貨市場的形成)”?!半p軌制的理論意義在于,它表明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由于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不會在自由競爭的一般均衡中找到歸宿。而多半可能在非均衡的穩定系統中實現”?!半p軌制提供了這種形式,這就是它的歷史貢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雙軌制是我國找到的風險較小、兼容性很大的特殊轉換形式,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偉大創造”。應當說,這個報告對中國走上雙軌制過渡獨特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提供了初步的理論說明。

果然,這份報告1985年經國家體改部門內部刊登后,引起了國務院領導們的高度關注。1986年4月,華生在火車專列會議上向國務院領導們與隨行部長們做了兩次匯報。第一次匯報重點在整體改革如何全面雙軌推進上。第二次匯報經濟運行體制轉換必須重新構造微觀基礎,除“推動多種所有制成份的混合發展,實現所有制的多元化”以外,需要對國有經濟大力改革,否則國有經濟內部缺乏活力,則化公為私難阻, “必然造成收入懸殊和人心動蕩”,最后使改革陷入困境。國有經濟改革不是全盤私有化,而是“圍繞著資產這個核心,重新構造微觀經濟活動的細胞——企業”。

報告建議撤銷政府分行業管企業的各部、委、辦、局,設立“國有資產管理總局”和各級國資管理部門, “資產的安全性和收益率是資產管理系統唯一的準則”。資管部門應競聘企業家和經理人, “在經濟活動領域的人事任免制度上進行一場不動聲色的革命”。文中的許多具體設計,今天看起來不免粗陋幼稚,許多至今也沒做到,但它確實為后來國資系統的創立和國有經濟的改革繪制了一張沒有先例的藍圖。

1990年代以后,市場經濟的大潮席卷了中國。中國的經濟學家隊伍也出現了分化,其中相當大的一個部分向實際經濟部門特別是金融機構轉移。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和各種利益集團的出現,從事理論、政策和學術研究的經濟學家們在學術上乃至社會政治取向上的分野也日益明顯。就如本文作者與華生、羅小朋合作的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文章中所說,隨著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發展落差的縮小,中國越來越被視為別人的競爭對手,中國下一步發展的國際空間會受到擠壓。中國今后面臨著從以雙軌推進的經濟改革引領整體改革,轉向以雙軌制推進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引領整體改革的后兩個階段。這是“中國人下一個30年面臨的真正挑戰”。

但是應當說,盡管挑戰越來越多元化了,經濟學家們在國家經濟政策乃至更多領域的研究中,仍然發揮著很大的作用和有廣泛的影響。特別令人高興的是,越來越多的從西方接受訓練的新生代經濟學人學成歸國,大大加速了中國經濟學家隊伍的結構和知識更新。大批學有所成的歸國學子,陸續擔任了各主要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和經濟研究機構的領導職務。其中,如錢穎一和田國強等人在著名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擔任院長,長期從事經濟學教育的現代化工作,大力招聘海外經濟學人才,引入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教學規范以及人才培養機制,為中國的經濟學研究帶來了新氣象,縮短了我國經濟學研究與國際一流水平的差距。

但是盡管如此,以我們在國內外受到的經濟學訓練和了解來看,我們覺得,包括中國的雙軌制在內的各種理論與政策應用,以及一些已經可以在西方頂級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其理論化視野和學術化的水平,還有待增進。中國經濟學研究的總體水平,應當說,離國際前沿還是有相當距離。中國經濟學研究的真正繁榮,還需要長期艱苦扎實的努力。當然,中國經濟學研究并不需要以獲得國際上的什么獎為目的。中國經濟40年的騰飛已經令世界矚目與震驚,只要能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只要能在經濟學理論上做出自己的探索和貢獻,中國人也不必妄自菲薄。中國的古話說, “有心栽花花不活,無意插柳柳成蔭”。相信經過中國經濟學界的集體努力,中國經濟學家能夠獲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那一天,應當不會很遠。

最后應當指出,本文對張維迎教授對雙軌制發明權的爭奪及莫干山會議上所起作用的批評澄清,并不是要否定他的全部觀點和研究貢獻。前面指出,張維迎教授在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上也有自己的重要貢獻。這些年來張維迎教授的許多入木三分的觀點評論和執著的市場經濟與公民社會的理念,無論別人是否都能同意,也有著自己獨立的社會價值和理當得到保護的說話權利。古今中外都確有若干名人,其啟發他人的言論和智慧,也與他們自己在實際生活當中的行為相去甚遠。這種情況當然難免令人惋惜遺憾。我們衷心的希望,張維迎教授能從這個他自己無端制造的虛妄之舉中吸取經驗教訓,從而今后能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和現代化轉型,繼續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貢獻。

作者簡介

張學軍:孫冶方經濟學獎獲得者。1980年代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發展研究室主任,國務院經濟調節辦公室處長,為1985年《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問題和思路》報告的作者之一。報告首次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整體改革應當走全面雙軌制轉型道路,并提出微觀經濟基礎的重新構造,建議創設全國的國有資產管理系統。報告受到國務院領導的高度重視,推動了1988年我國第一個國有資產管理局的成立。

邊勇壯:兩次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1980年代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物資經濟研究所價格研究室副主任、物資經濟研究室主任,同時也是《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問題和思路》報告的作者之一。

訂閱號留言:

daiyong

為了保全中國經濟學界的尊嚴,我再次請求編輯放行我的留言。至遲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波蘭經濟學家蘭格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以價格雙軌制為手段引入市場化的定價機制作出了開創性而且十分完善的科學研究。我們怎么可以說張維迎的價格雙軌制建議有資格獲諾獎呢?蘭格當年的研究影響很大,國內為什么少有人研究?令人困惑!

用文獻和邏輯穿透莫干山“羅生門” 諾貝爾經濟學獎?想多了!

用文獻和邏輯穿透莫干山“羅生門”

諾貝爾經濟學獎?想多了!

本文作者:鄧新華

本文首發于經濟學家圈

最近,人文經濟學會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分別舉辦了張維迎價格雙軌制論文發表35周年研討會,這兩個正常的學術活動引發了張學軍、邊勇壯寫作《諾貝爾經濟學獎傳言引發的躁動——雙軌制發明權之爭的歷史考證》。張學軍、邊勇壯認為,價格雙軌制理論首創權并不歸屬于張維迎,而是歸屬于莫干山會議的多位參與者——華生、何家成、蔣躍、高粱、張少杰等。

這事跟諾貝爾經濟學獎有什么關系呢?早在十年前,華生、高粱、張少杰(已因病去世)等人署名發表《令人遺憾的雙軌制發明權之爭》,爭奪價格雙軌制“發明權”,文中就已提到美國經濟學家、諾獎得主斯蒂格里茨說價格雙軌制有可能得諾獎。經濟學者張曙光的《中國經濟學風云史》(第468頁)里提到,《令人遺憾的雙軌制發明權之爭》這篇文章,病重中的張少杰并沒有看,華生就發表了。張少杰對人說:“華生曾對我說,如果中國人能夠得諾獎,那就是提出了雙軌制,這件事我就像吃了一個蒼蠅,挺對不住哥們的(指張維迎)?!?/strong>

得諾獎?想多了。價格雙軌制理論確實是重大的理論成果,但是,它基本沒可能得諾獎。

我也從來沒有看到或聽到張維迎把雙軌制與諾獎聯系起來的文字或談話。他大概有自知之明。

1970、1980、1990年代的經濟學諾獎,確實群星璀璨,得主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那時候的諾獎獎勵原創思想,可是近些年的諾獎呢,基本是重術而不重道(奧斯特羅姆、威廉姆森可能是唯一的例外),思想創新上乏善可陳。價格雙軌制理論屬于道,得不了諾獎的。

拋開諾獎不談,價格雙軌制理論首創權歸誰、莫干山會議上究竟發生了什么,倒也的確是值得考證的有趣話題。

然而,張學軍、邊勇壯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傳言引發的躁動——雙軌制發明權之爭的歷史考證》,雖然題目中有“歷史考證”這個詞,但卻完全沒有遵循歷史考證的基本原則,不是根據文獻,而是根據“記憶”,并且完全偏向華生一方的記憶。

既然是歷史考證,就應該重文獻、講邏輯。下面,我來用文獻、邏輯,重新考證一番。

張維迎的價格雙軌制論文早于莫干山會議4個月

關于價格雙軌制首創權爭論的“羅生門”,當事人中,華生、高粱、徐景安等人為一方,張維迎為一方,加上張學軍、邊勇壯的“考證”,有好幾萬字,顯然沒多少人愿意仔細看完。我也不打算全面回顧各方爭論,只說一些重點吧。

先看看雙方沒有爭議的地方是什么。

首先,價格雙軌制在實踐中早已出現,是改革實踐者的發明,這一點雙方都沒有爭議,爭議的是誰先提出價格雙軌制理論。(注①)

其次,張維迎1984年4月21日寫成的《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一文(最初刊印于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能源組 “內部資料”《專家建議》(三)(1984年6月出),明確提出“實行雙軌制價格”并進行了全面論述。隨后張維迎把該文投遞給“中青年經濟理論工作者學術討論會”(俗稱“莫干山會議”),入選會議論文。(注②)莫干山會議9月3日才開。

對此,由于張維迎出示了《專家建議》掃描件,這是硬文獻證據,華生一方,包括“考證者”張學軍、邊勇壯也不否認,但他們說《專家建議》是油印件,其他人沒有讀過,不能算數。

這種說法有點強詞奪理。即便是手寫稿,也是硬證據,何況張維迎提交莫干山會議的正是這篇論文。至于華生等人沒有讀過張維迎文章的說法,這當然是可信的,但這不能否定張維迎最早提出雙軌制改革思路。

這里有必要簡單介紹一下張維迎論文的主要內容。

張維迎并不是簡單地在論文中提出價格雙軌制這個概念,而是詳細分析了舊的價格體制的弊病,并提出了雙軌制價格改革的8個具體步驟,還從原理上、財政上有針對性地勸說人們解除顧慮??梢哉f,這篇論文有思想、有實務,是價格雙軌制改革的全面設計書。

張維迎在論文中提出,當時農村改革的成功并不在于責任承包制的“包”字,而是在于“活”字。張維迎說:“大包干責任制產生了巨大的威力,但這種威力只有通過放活市場才能充分顯示出來。如果只包不放,充其量只能使農民吃的好些,穿的好些,不挨餓免寒襲,而絕不可能使農村出現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化這樣一個歷史的轉變時期。另一方面,只要放活市場,責任制就是不言而喻的要求。簡單地說,農村改革的機制就是放活市場?!边@個觀點,放在今天看也是新穎的、非常有洞見的。張維迎認為,城市改革要學的就是“活”字、“放”字。

當時,盡管改革實踐者早已自發地推行價格雙軌制,但對于價格上的“放”,學界多數人和很多經濟管理官員都是認識不深的。絕大多數人想的還是怎么把價格“調”得合理。而張維迎此前翻譯過世界銀行經濟學家阿伽瓦拉寫的《價格扭曲與經濟增長》一文,也受到過宋國青等人論文的啟發,對價格上的“放”認識較深。

按當時的思想慣性、體制慣性,全面放開價格顯然是很困難的,所以張維迎基于“放”的思想,提出了價格雙軌制的過渡性改革辦法。

張維迎的論文說:“調整價格并不是價格改革,它只是舊體制解決問題的辦法。價格改革是要解決價格制度的弊病?!彼苊鞔_地提出,價格改革不是改價格,而是改價格形成機制。

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市場價格體系?!皟r格體系改革的具體辦法,可以參照農副產品價格改革的辦法,實行雙軌制價格,舊價格用舊辦法管理,新價格用新辦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價格制度。與價格調整相比,價格體制的改革是一個連續的逼近過程?!?/p>

張維迎說:“問題不在于第一步是否達到合理,問題在于它是不是趨向于合理?!边@說明他對于漸進改革的精髓有著非常深刻的認識。

張維迎還說:“價格體制不改,其他體制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變。另一方面,只要價格體制松動了,整個市場關系就會發生變化,迫使其他體制也跟著松動。從這個意義上講,價格體制的改革就是整個體制的改革。抓住了價格體制,就是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p>

考慮到張維迎當時不到25歲,還是在讀的研究生,且當時思想環境相對封閉,上面這段話所體現出來的格局和遠見,是令人驚訝的。

張維迎甚至在此文中強調了企業家的重要性,把“缺乏一代企業家”看做是改革的“障礙因素”之一。他說:“企業家是企業的靈魂。企業素質的核心是企業家的素質。伴隨企業的轉型,企業家的功能愈益重要?!边@一觀念在當時也是非常超前的。

莫干山會議“羅生門”

那么,既然華生等人也不否認張維迎早于莫干山會議發表了價格雙軌制論文,他們為何還說雙軌制是他們首創的呢?他們的邏輯是:你張維迎在莫干山會議上沒說雙軌制,只有我們說了雙軌制,所以我們才是雙軌制理論的首創者。

這就進入莫干山會議的“羅生門”了。

對于1984年9月3召開的莫干山會議,張維迎和華生、徐景安等人的記憶有重大的歧異。

張維迎參加的是“宏觀經濟組”,此組因為討論的問題主要是價格,后被稱為“價格組”。而華生等人并不是價格組的成員。

張維迎的記憶是,自己攜價格雙軌制論文上山,在價格組田源(主張價格改革以調為主)發言之后,急切地發言,提出以放為主的價格雙軌制觀點,語驚全座。因座中人對放感覺難以接受,張維迎迎戰眾人,并逐漸說服了眾人。

同意這段記憶的,有張維迎、劉佑成。

華生等人的記憶是,調派代表田源發言后,張維迎急切地提出放的觀點,并與眾人辯論,成為放派代表。華生等人聽到爭論,綜合雙方觀點,提出調放結合的價格雙軌制。張維迎在莫干山會議上主張的是“休克療法”式的放,根本就沒提過價格雙軌制思想。

同意這段記憶的,有華生、高粱、田源、徐景安。

誰的記憶是真的?

記憶的不可靠

《羅生門》是黑澤明導演的日本經典電影,講的是發生在羅生門(地名)的一個殺人案。對這個案件的經過,當事的四個人(包括被殺者的鬼魂)說法各不相同?!傲_生門”這個詞,慢慢被人們用來指稱各人說法各異、真相難辨的情況。

說法歧異,倒也不是說一定是有人故意撒謊。很有可能有人記錯了,或者篡改了自己的記憶,而在真誠地說著謊話。

心理學家實驗證明,存在三種“記憶扭曲”:

1、想象性夸張(imagination inflation);

2、基于要點的關聯性記憶錯誤(gist-based and associative memory error);

3、事后信息誤傳(post-event misinformation)。

誰都有可能說謊,誰都有可能記憶出錯,公平起見,必須先假設,既有可能是張維迎說謊,也有可能是華生等人說謊。

在此假設下,莫干山會議的“羅生門”,能否考證出真相?

借助文獻和邏輯,是可以得出真相的。

牛頓和萊布尼茨?NO!

回到文獻和邏輯,事情就比較簡單了。

首先,張維迎提供了早于莫干山會議發表的原始論文的掃描件,這一文獻證據連華生這一方也無法否認。隨后,張維迎把這篇論文提交給莫干山會議。張維迎回憶,他在會前的8月30日已完成論文第二稿,并由同住一間房的郭凡生拿去發表在《內蒙古經濟研究》1984年第4期上,有關雙軌制價格改革步驟部分與初稿基本相同,這有《內蒙古經濟研究》掃描件為證。

而華生這一方并沒有“張維迎沒在莫干山會議提到價格雙軌制”的文獻,他們能強調的,只有記憶。

當然,張維迎一方也沒有自己在會議上講了價格雙軌制的文獻證明。所以,究竟張維迎在會上講沒講雙軌制,還得求助于邏輯。

那就看看行為邏輯。

大家不妨先假定張維迎當年沒有參加莫干山會議,或者即使參加了莫干山會議,但沒有參加價格小組的討論,那會怎么樣?

很顯然,即使張維迎沒參加莫干山會議,僅憑他早于莫干山會議4個月寫作、發表的全面論述價格雙軌制的論文,他也是毫無爭議的價格雙軌制理論的首創者,而且是唯一首創者,這有強硬的文獻證據,華生這一方否認不了。

當然,事實上,張維迎不僅參加了莫干山會議,而且是參加了莫干山會議價格改革的爭論。但,難道僅僅因為參加了莫干山會議的爭論,他就失去了文獻支持的價格雙軌制理論的首創權?華生等人就可以爭一爭價格雙軌制理論的首創權了?

假設100年后的后人研究這一公案,難道會有后人認可這一怪異邏輯嗎?

邏輯是幫助記憶的。堅持怪異邏輯的華生這一方,記憶的真實性自然成疑。

那么,有沒有可能張維迎雖然發表了價格雙軌制的論文,但在莫干山會議上確實沒有提雙軌制呢?華生等人是不是并沒有受到張維迎的啟發,獨立地提出了價格雙軌制呢,類似于牛頓和萊布尼茨各自獨立地發明了微積分?

張維迎4個月前寫作、發表了全面論述價格雙軌制的論文,并向莫干山會議提交了這一論文,莫干山會議之前8月30日完成的第二稿堅持與第一稿相同的雙軌制改革思路。然而,在9月3日參會的這一天,他卻莫名其妙地絕口不提雙軌制思想,突然變成了狂熱的“休克療法”者——

就為成就華生等人做萊布尼茨?可能嗎?

華生等人說他們發明了雙軌制,但他們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華生等人從來沒有出示自己會前研究價格改革的論文,他們向莫干山會議提交的論文,也基本可確定和價格改革無關。(注③)

華生等人事先不是研究價格改革的,會議中也不是價格組的,(注④)聽到張維迎和田源等人爭論時才過來旁聽——

然后他們突然就靈光閃現,成了萊布尼茨?

可能嗎?

張學軍、邊勇壯的“考證”,講述的是一個沒有文獻支持的、令人匪夷所思的行為邏輯。

考證,不是這樣做的。

現在的人受利益驅使可能篡改記憶,但,假定100年后有人研究這段公案,誰會拋開種種文獻證據,相信張維迎會突然不講自己已經系統論述的價格雙軌制,只為成就華生等人做萊布尼茨?

在假定張維迎、華生等人均可能記憶出錯的情況下,后世的歷史研究者只會根據文獻和行為邏輯,認定張維迎的記憶才是真相。

畢竟,張維迎提供的是文獻證據,而華生等人提供的始終是“記憶”。證據+邏輯可以否定記憶,記憶不能否定證據。

假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真要發給價格雙軌制的首創者,諾獎評委也不大可能接受華生這方的“記憶”邏輯。

華生等人說張維迎只講了放,沒有講雙軌制,這一“記憶”和他們對雙軌制的理解有關,但不符合邏輯。

首先,張維迎兩版論文都反復強調“雙軌制的核心是放”,管住計劃內,放開計劃外,就形成了價格雙軌制,然后再分批分步放開計劃內部分,最后走向完全的市場價格體制。⑤

其次,在當時的認識水平下,價格改革的突破就在于把思路從調轉向放,最難說服人的是為什么必須是放而不是調。因為放是一種全新的思路,要讓現場中滿腦子調的人很快完全理解放的思路,并不容易,所以張維迎與人辯論,肯定在放上費口舌較多、姿態激烈,這很容易給人一種較深的印象,那就是張維迎只講激進的放。

也許張維迎在會上沒有不斷重復“雙軌制”這個詞,但他努力推動與會者接受放的思路,其實就是推動與會者接受雙軌制,這就像宣傳日心說需要講行星如何圍繞太陽轉,而不是重復“日心說”三個字一樣。張維迎之前發表的論文,同樣是花大篇幅努力論述放的意義。因為人們理解了放,也就理解了雙軌制。單純理解調,是沒法理解價格雙軌制的。所以張維迎在會議上就放與他人激烈辯論,以此推動人們接受雙軌制,這和他的論文思路是一致的,也是合乎價格雙軌制的內在邏輯的。

從華生等人的回憶來看,他們心目中的價格雙軌制始終是著重于調的雙軌制,這說明他們從參會時開始,就一直沒有真正理解雙軌制的核心。盡管放才是雙軌制的精髓,但華生等人始終比較排斥著重于放的雙軌制。直到2008年,他們仍然在貶低張維迎的著重于放的原始論文,并把放與雙軌制說成兩種不同的思路。

理解和記憶往往是緊密聯系的。對雙軌制理解上的缺陷,很容易誤導華生等人的記憶。他們很容易記憶成張維迎會上只講了放,是“休克療法”,而他們自己才是價格雙軌制首創者。

而最后代表會議向國務院領導匯報,華生也參加了,這更容易讓人記憶成華生等人提出了價格雙軌制。

從文獻上看,華生等人會后寫成并發在《經濟研究》上的文章,連“雙軌制”三個字都找不到,這和張維迎會前的論文相比,也是明顯缺乏對價格雙軌制的自覺認識的。

華生很早就發生了記憶錯誤

如前,心理學家揭示的記憶扭曲的第三條是:“緊隨一個事件編碼后提供的錯誤信息,會在人們之后的回憶中得到確認(endorse),因而謠傳會被追憶為真實發生過的事情?!?/p>

莫干山會議結束不久,就發生了編碼錯誤。華生在1985年初接受《中國青年》雜志記者樊平采訪,樊平的報道這樣寫道:“九月的莫干山……一位年輕人和他的幾位同學作了他們合作的論文講演——《用自覺的雙軌制平穩地完成價格改革》,接著就是滾滾而來的質詢和提問。答辯完了,沒有掌聲,臺下倒是有幾處驚訝的目光,這是一位研究生嗎?是的,他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財經系研究生華生?!保ㄒ姟吨袊嗄辍?985年第四期)

這個記憶編碼現在已經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

首先,莫干山會議根本就不宣讀論文。

其次,華生根本就沒有向會議提交這樣一篇論文。

再次,接受“滾滾而來的質詢和提問”的恰恰是張維迎,而不是華生。因為華生根本就不是價格組的。在張維迎力戰價格組群雄、引發其他組的關注之后,華生才來到價格組旁聽的。

時間才過去幾個月,華生的記憶就變了樣,可見,人的記憶是多么容易扭曲。

在這次采訪里,華生還聲情并茂地描述了向國務院領導匯報時的場景,這一緊隨莫干山會議的“信息”不斷被華生等人重復,很容易逐漸演化為一種流行的說法,成為許多人的一種“記憶”,而被當作事實本身。

連經濟學者張曙光都受了這段記憶編碼的影響。他說,如果張維迎在會議上提了價格雙軌制,那華生等人的雙軌制發言就不可能出現。所以,他認為張維迎否認華生等人獨立提出價格雙軌制也有不對。張曙光這么說,是因為他不懂記憶的規律,也忽略了對文獻進行邏輯分析。他把華生等人的說法當作事實本身,自然就得出張維迎會上可能沒有講雙軌制的推論。

但以訛傳訛傳的畢竟只是“記憶”,不是事實。不管華生等人提供的錯誤信息多么強大,它得不到文獻和邏輯的支持。

科學的態度,只能認文獻和邏輯。

王小魯在新出版的《改革之路——我們的40年》一書中,講到這段歷史,最初也是根據“流行的說法”,但在重讀張維迎提供的原始文獻后,在重印時做了適當的更正。

張學軍、邊勇壯說張維迎逼王小魯修改,王小魯發文澄清,說事實根本不是這樣,是自己本著學者的基本的公正原則修改的。這個例子也可見張學軍、邊勇壯的“歷史考證”有太多的偏向、記憶和想象。(注⑥)

改革實踐、學術邏輯也支持張維迎在莫干山會議之前,雙軌制的改革實踐并不僅僅體現在價格領域,它其實早已在多個領域浮現。例如1980年設立的深圳特區,就是一種雙軌制。很難想象深圳實行的經濟體制,當時可以在全國推廣,所以先搞特區的雙軌制,是一種改革智慧。當深圳等新力量成長起來,就很自然地導向了全國學深圳。無論哪個領域的雙軌制改革實踐,盡管當時是自發演化的,但最終都是指向放。沒有放,就沒有雙軌制的實踐。誰能想象出一個調的雙軌制改革實踐來嗎?

與此相適應的,理論上也只有強調放的雙軌制,才是與中國改革實踐相契合的。

今天很多學者早已明了雙軌制思維的精髓,是在具體的改革局限條件下,推動新體制、新力量的成長,當新體制、新力量占比越來越大時,舊的體制自然就可以平穩退出了。

從學術邏輯上看,張維迎在1984年就準確地把握到了雙軌制的精髓是放,沒有放就沒有雙軌制,雙軌制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市場體系。

1985年5月,張維迎和李劍閣合寫的《關于實行人民幣貶值和開放外匯調劑市場的建議和設想》,又提出了匯率雙軌制的思路,這又是一個文獻證據,證明張維迎對雙軌制精髓理解之深。

而莫干山會議之后,華生、何家成、蔣躍、高梁、張少杰合作完成了《論具有中國特色的價格改革道路》一文,發表在《經濟研究》1985年第2期。文中說:“我們認為,在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基礎上,新的價格管理體制應以有彈性的計劃價格為主體?!币簿褪钦f,華生等人主張的并不是通過雙軌制走向市場價格體制。

這,很顯然沒有理解到雙軌制的思想精髓,從張維迎論文的認識水平上退步了,而且也不是中國價格改革的實踐的方向。

直到2008年,華生等人寫作的《令人遺憾的雙軌制發明權之爭》,仍然在從調的角度爭奪雙軌制的首創權,這真是令人遺憾的。

這么多年來,華生等人對雙軌制的理解始終隔著一層,這種理解上的缺位很容易就會導向記憶的失真。

當然,因為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問題,當時華生等人在莫干山上強調調的作用,很可能代表著多數人的認識水平,更適合向領導匯報。會議報告的起草小組中,有張維迎,但張維迎記得自己主要是講自己的思路,執筆的是徐景安等人。另一方面,華生等人會后也確實宣傳推廣了價格雙軌制。

從學術邏輯上看,“改革實踐者發明雙軌制——張維迎首次全面論述價格雙軌制改革理論——莫干山會議推動雙軌制成為自覺的價格改革道路”,這樣一條邏輯主線是清晰的。

華生等人一再強調價格雙軌制理論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如果說莫干山會議的報告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華生等偏重調的人對報告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確實沒有問題。莫干山會議在中國經濟改革中的重要歷史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但畢竟,莫干山會議的報告完全不等于價格雙軌制理論首創權。以“集體智慧的結晶”為名,爭奪有文獻支持的張維迎的首創權,顯然是不符合學術邏輯的。

如果華生等人要爭奪價格雙軌制理論首創權,則需要拿出文獻證據,證明自己在莫干山會議之前,就有價格雙軌制的思路,而不能光憑“記憶”說自己突然就成了“萊布尼茨”,甚至還貶低“牛頓”的功勞。

畢竟,萊布尼茨發明微積分之前沒有聽過牛頓講微積分。

但,華生等人確確實實先聽了張維迎的發言,然后才有了自己對價格體制改革的觀點。

而張維迎在獨自一人寫成雙軌制價格改革論文的時候,對華生等人聞所未聞。

注①:經濟觀察報發表的《張維迎:我的雙軌制價格改革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中,張維迎說:“盡管我本人在1984年4月就提出并系統論證了雙軌制的改革思路,但雙軌制本身不是我發明的,而是隨著1980年代初經濟結構調整、地方分權及鄉鎮企業的出現而自發形成的。我的貢獻在兩點:第一,明確把市場價格制度作為改革的目標模式;第二,把自發產生的雙軌制價格從理論上提升為自覺的價格改革道路?!?/em>

注②:1984年9月29日《經濟日報》摘登了三篇有關價格改革的莫干山會議文章,張維迎的文章完全是摘錄自4月21日完成的原文,而且前面引用的有關雙軌制的那段文字完整保留著,證明張維迎向莫干山會議提交的,的確是價格雙軌制的文章。在今天的莫干山上,紀念莫干山會議的展板上,也列明張維迎提交的論文是《價格體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環節》。

注③:經濟日報會后選登的莫干山會議論文價格改革專版共三篇文章,有田源和陳德尊的,有周小川、樓繼偉和李劍閣的,有張維迎的,但沒有華生等人的,這基本上可以證明華生等人提交莫干山會議論文不是價格改革方面的。考慮到當時他們都是即將完成學業的碩士研究生,可以合理推斷,他們提交的論文應該與其碩士論文主題相關。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的《經濟學博士碩士論文選-1985年》中,有華生的碩士論文《論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系》,何家成的碩士論文《試論我國職工的工資補償》,張少杰的碩士論文《經濟調結體系的比較》。此書沒有收入高梁和蔣躍的碩士論文,從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資料室可以查明,高梁的碩士論文是《模式轉換中的宏觀經濟控制》,蔣躍的碩士論文沒有出現在《中國人民大學一九八五年研究生碩士論文摘要集》,也沒有在其他數據庫查找到。這也足以證明,華山等人提交莫干山會議的論文與價格改革無關。華生等人也沒有披露他們提交莫干山會議的論文是什么。

注④:莫干山會議后,以理論組為主同浙江人民出版社合作編輯出版的《青年經濟學叢書》,其編委名單證明,何家成、張少杰、高梁和蔣躍是理論組的。華生屬于什么組沒有查到。但據會議組織者之一劉佑成回憶,華生應該分在企業組(這和華生的碩士論文《論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系》相對應),可以肯定不是價格組的。

注⑤:在莫干山會議之前完成的兩個版本中,張維迎講的都是逐步的放,而不是一次性全部放開。他強調“價格改革是一個連續的逼近過程”(兩稿),不應求“畢其工于一時”(第二稿),主張對計劃內部分的價格改革,“牌價與市場議價相差過大的產品可以實行分階段放,或者先調后放”。

注⑥:張學軍、邊勇壯《諾貝爾經濟學獎傳言引發的躁動(上)——雙軌制發明權之爭的歷史考證》中說:“最近一位被‘做工作’的莫干山會議重要參加者是王曉魯。王曉魯為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寫了一本書。前一陣原體改所老人聚會,據知情人說:張維迎劈頭蓋臉給王曉魯來了一頓說,說王曉魯的書把莫干山和雙軌制歷史寫錯了,逼著王曉魯修改。性情溫和的王曉魯只好當眾說,你把你說的新材料和掃描文章給我,如果確實,我下次再版時修改?!?/em>

王小魯發表《關于價格雙軌制之爭及其他》說:“第一,不存在文中說的這樣一次“體改所老人聚會”;更不存在張維迎沖我‘劈頭蓋臉來了一頓說’、逼我修改書里內容的事。文中說的‘知情人’是誰?語焉不詳,如果確有其人其事,兩位文章作者不妨如實指明。真實情況是,張維迎讀到我的書后,微信發給我他寫于和印發于1984年莫干山會之前、后投寄給莫干山會議參會的文章影印件,只是供我參考?!薄霸谥刈x了張維迎文章后,我發現原來的敘述不全面,張維迎的文章早于會上的‘調放結合’派提出了價格雙軌制改革?!薄拔艺J為既然有明確證據張維迎的文章在先,應當在敘述莫干山會議貢獻的同時,實事求是地承認他這一更早的貢獻,因此在書里作了修改補充。這是為了尊重事實,是一個持公正立場的學者應采取的態度,完全不存在所謂被逼的情況。兩位作者想象我‘被做工作’,被‘逼著’,‘只好’修改自己的說法,似乎是要證明‘逼迫者’行為不端,而我的修改也不值得相信??雌饋韮晌蛔髡咴谶@場爭論中似乎在以不恰當的方式支一派、壓一派?!?/em>

留日經濟學博士:張維迎陣營的某些人對諾獎的癡迷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做諾獎的春秋大夢

作者:留日經濟學博士 ?

來源:戒臺聽松 海外飛鴻 ?

歡迎大家投稿到 [email protected]

紀念張維迎教授雙軌制文章發表35周年的兩個研討會,引起了各方面不同的反應。1980年代改革的親歷者張學軍、邊勇壯發表“諾貝爾經濟學獎傳言引發的躁動——雙軌制發明權之爭的歷史考證”的文章之后,人們自然也期待張維迎或其支持者會對文章提出的三個主要問題作出回應:

一,莫干山會議上,特別是那場最轟動的價格改革掛牌辯論會上,究竟發生了什么?據宏觀綜合組召集人馬小岡的回憶文章,那天晚上他主持的宏觀組通宵達旦的白熱化辯論吸引了上百人涌入(會議共分7個組,全部正式代表加浙江當地代表總共只有124人),當時到底是張維迎,還是華生等五人的第三種觀點說服了大多數人?

二,張維迎35年后才公開發布的內部文章,是通過他在會上的宣講成為莫干山會議的主導思想,還是并非會議提出并被中央采納的調放結合建議?

三,莫干山會議之后,是張維迎的理論影響了中國改革的發展,還是他真的就再也沒有對價格雙軌制做過任何研究和寫過任何文章,同時沿著更極端的市場主義越走越遠?

果然,人們等來了一篇署名鄧新華的幾萬字長文,其中大量引用了張維迎的文章原件等資料,為張維迎教授作了全面辯護和火力全開的反擊。該文在他處首發后,張維迎的微信公共號很快也將此文發布。

本來,受人之托,為人說話,這也不奇怪。奇就奇在這位作者說是圈內人吧,沒人聽說過;說是圈外人吧,又有僅張維迎本人及圈內最近的幾個人才能有的內部信息。特別是文章從下筆開始,就毫不臉紅地編出一個個很容易被揭穿的謊言,把國內知名經濟學家的圈內之爭,帶到了一個空前低下的水平。這讓我這個只是過去因偶然機會與這個圈子有點邊緣聯系、現居海外的人都感到這實在是為學人、國人丟臉,不能不說幾句。

鄧文開頭便說,紀念張維迎雙軌制文章發表35周年的兩個正常學術活動,引來了張、邊的“歷史考證”文章,說“張學軍、邊勇壯認為,價格雙軌制理論首創權不歸屬于張維迎,而是歸屬于莫干山會議的多位參與者——華生、何家成、蔣躍、高梁、張少杰等”。但只要看過“歷史考證”一文的人便知,張、邊的文章開始便引用當年華生獲獎致詞的話,華生說價格雙軌制“實際上是一個集體智慧的結晶,這個話絕對不是任何故作謙虛之詞”,并一一點到了包括張維迎在內約20人對價格雙軌制作出貢獻的人名。因此,張、邊的文章從始至終質疑的只是張維迎把價格雙軌制變成自己的首創和獨創的做法,并用資料考證說明華生等五人在莫干山會議上的第三種觀點并非不存在,也有自己獨立的貢獻,根本沒有為誰爭什么“首創歸屬權”。

在這個問題上,鄧文就不如張維迎自己說的那么直接了當了。網上搜索一下,迄今只有張維迎一個人聲稱他擁有價格雙軌制首創權,而且莫干山“會議的組織者只是把我的觀點用領導人能夠聽得進去的話做了一點修改”,就被中央采納了。因此,張維迎剛在《經濟觀察報》發表的“我的雙軌制改革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文章中,提到由于會議報告難免加進了別人一些東西,因而就變成了“或者套用一句話,‘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在張維迎的文章里,他自己在會議現場宣講了他雙軌制的思想,說服了大家,因此在他的視野中,華生等五人的第三種觀點根本就不存在也不該存在,存在了也不值得一提。他明確主張雙軌制是他獨家的首創權,反對和不滿的是別人的質疑以及把他的雙軌制說成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這樣的套話。

回看歷史也是這樣,幾次反復跳出來爭雙軌制首創歸屬權的只有張維迎自己。莫干山會議之后的很長時間內,根本沒有任何人去爭什么雙軌制發明權。記得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初的那段時間,雙軌制成了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社會上傳言華生所謂“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的話,成為大家包括媒體上諷刺的笑料。那時張維迎從未說過他與雙軌制有任何關系。過了十多年,雙軌制名聲慢慢變正面了,張維迎稱又幸運地發現了他那個內部資料文章孤本,開始首次在自己書的作者簡介中提出,他第一次全面系統論述了價格雙軌制改革思路。再過10年有余,張維迎又在書中介紹,他不僅首次提出而且攜文上山說服了會議的大多數人,進而變為中央決策。35年后,張維迎再次舊事重提,召集幾個座談會。這次干脆說,他的雙軌制思想與莫干山會議無關,莫干山會議只是給他提供了宣講自己雙軌制改革思想的平臺。

正是因為張維迎把話說到這么極端的地步,1980年代改革史的深入研究者、同時也是莫干山會議主要發起人和組織者朱嘉明的妻子柳紅,最近忍不住在微信圈中評論說,“以為已是過去式,不曾想,今年再次興起,居然開了兩個張維迎主導的經濟學界研討會”?!坝辛嗽捳Z權,不為同時代那些早逝者、那些受損害者、那些被剝奪話語權者、那些真的建功立業者、那些才華橫溢有獻身精神者、那些鼓動了改革風潮者、那些恩惠于他的帶領者說話,而是歷二十年,前后三場爭發明權事件,留下了不光彩、不名譽的記錄”。這段話引起其他親歷者紛紛點贊。

第一個謊言還沒完,鄧文緊接著說,“這事跟諾貝爾經濟學獎有什么關系呢”,說“早在十年前華生、高粱、張少杰(已因病去世)等人署名發表《令人遺憾的雙軌制發明權之爭》,爭奪價格雙軌制‘發明權’,文中就已提到美國經濟學家、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說價格雙軌制有可能得諾獎”。但一查,又根本不對了。人家的文章中原文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甚至盛贊雙軌制是中國人的天才創造之后,張維迎才突然對雙軌制的發明權產生極大興趣”,全文壓根沒有一個字提到雙軌制與諾獎有任何關系。憑空揑造,倒打一耙,此為二謊。

再接著,神秘的內部信息來了,說上述華生、高粱、張少杰“令人遺憾的雙軌制發明權之爭”這篇文章,“病重中的張少杰并沒有看,華生就發表了。張少杰對人說:‘華生曾對我說,如果中國人能得諾獎,那就是雙軌制。這件事我就像吃了一個蒼蠅,挺對不住哥們的(張維迎)’”。但是,再一查,華生、高梁、張少杰的文章發表于2008年,他們原五人作者中當時有兩人是現職官員,大家商量由其他三人出面寫篇文章,回應張維迎,澄清事實,說明自己在莫干山會議上提出放調結合的第三種觀點并非“在撒謊和偽造歷史”,豈不是太自然和簡單的小事嗎?張少杰真不同意寫,少簽一個人的名字也無所謂呀。況且現在文章通訊都是電子記錄,任何時候都還可以查啊。就因為有人耳聞別人說過,有體改所的老朋友,去看望病中的張少杰,說到這個話題時勸少杰好好養病,就別再摻和這種爭論傷及所里老同事感情的事情。據說少杰回應道,哎呀,文章是他們搞的,我都沒看。這就說明張少杰真的沒看真的反對?

張少杰去世于2011年。張少杰沒看和不同意的文章,自己活著的幾年中不說話?聽到張少杰說有不同意見的人那時不出來說話?等到今天張少杰去世已8年,現在因為張維迎要造勢,就不惜拉出所謂逝者生前說的話來服務于自己的目的,這對逝者還存有一點點尊重嗎?張少杰是與華生等人一起在莫干山會議上提出放調結合第三種觀點的人之一,隨后他們五人還一同在《經濟研究》上發文,文章當時還得了中央國家機關優秀論文一等獎,張少杰也沒看?從1984年莫干山會議之后,媒體和所有參與者都描述是他們五人在會上綜合了調派和放派的意見,提出了放調結合雙軌制的主張。20年后,張維迎說,這第三種意見根本不存在,這些人是“賊喊捉賊”。張少杰認為自己也是這賊中一員?參與偷了張維迎的東西做了虧心事,對不起他張維迎?這就是鄧文大講的勝于記憶的文獻和邏輯?

張少杰去世,在上海的追悼會有好幾百人趕來參加,他真正的哥們都去了。在幾次悼念追思活動中,張少杰的妻兒還與這些哥們一同聚餐敘舊。張少杰剛去世幾個月,價格雙軌制就獲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張少杰的妻子還專門就此事聯系,說少杰生前對自己參加莫干山會議并對價格雙軌制作出貢獻,是他最引以為自豪的事之一,希望大家不要因他離世而忘記他的努力和貢獻,并對華生在獲獎致詞中提到少杰的名子表示欣慰,對有些媒體在報道時略去少杰等人的名字表示遺憾不滿。張維迎的獲獎致詞除了站在“無知與無恥”這個演講題目的道德高地上,卻還忍不住要自吹一下自己最早提出雙軌制思想之外,提到哥們張少杰或其他任何一個人嗎?被張維迎及其追隨者指責攻擊的華生等五人中不是就有張少杰嗎?張少杰會因為自己主張對雙軌制有貢獻而愧對張維迎這個哥們?逝者已去,親人尚在,能因其本人死無對證就這樣卑劣地做文章?這就是鄧文強調活人記憶不可靠、死人不能張口就可靠的邏輯?利用逝者無言,搬弄已生死之隔的幾位當年作者間的是非,給自己撈點稻草,實在為人所不齒,此為三謊。

再接著下一句,鄧文又說,“得諾獎?想多了。雙軌制理論確實是重大的理論成果,但是,它基本沒可能得諾獎。我從來沒有看到或聽到張維迎把雙軌制與諾獎聯系起來的文章或談話。他大概有自知之明”。是嗎?真是張嘴就是瞎話而不知恥!張維迎--雙軌制--諾獎,不就是這次張維迎文章的兩個“正常的學術活動”中制造出來嗎?北大國發院的院長發言大講中國的屠呦呦獲諾獎,雙軌制也應獲獎,而且如果按照諾貝爾獎給發的話,這個獎應該只給張維迎一個人。人文經濟學會的大咖盛洪教授把張維迎與得諾獎的產權理論鼻祖科斯相比,說科斯的文章醞釀在23歲,最后發表是27歲,張維迎那時候才二十四、五歲,實際上就是英雄出少年。要知道這些講話不參會的人是沒法知道的,這不全是張維迎自己的微信公眾號上登出來的嗎?

其實,即使在張維迎公眾號上同樣登出的鄧新華的文章自己,不是也按捺不住對諾獎的迷戀,文章寫到后面,完全忘了自己前面說的話,開始大講“張維迎提供的是文獻證據,而華生等人提供的始終是‘記憶’”,“假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真要發給價格雙軌制的首創者,諾獎評委也不可能接受華生這方的‘記憶’邏輯”。連諾獎評委怎么來評和調查取證的細節都想到了,這豈止僅僅是“想多了?”鄧文還深入剖析,幾十年前的“經濟學諾獎,確實群星璀璨,得主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那時候的諾獎獎勵原創思想,可是近些年的諾獎呢,基本上是重術而不重道,思想創新上乏善可陳”。因此,盡管萬事俱備,鄧文仍不免忽悻悻然,悲從心來,不幫諾獎評委會改變其錯誤傾向,重新設計評選規則,“價格雙軌制理論屬于道,得不了諾獎的”。對諾獎的癡迷到這種走火入魔的程度,到底是誰去制造諾獎的話題,做諾獎的美夢,還不是昭然若揭嗎?春秋大夢,掩耳盜鈴,此為四謊。

鄧文后面又用大量篇幅來論證“記憶的不可靠”,說張維迎的記憶是他“自己攜雙軌制論文上山”,“提出以放為主的價格雙軌制觀點,語驚四座”,“張維迎迎戰眾人,并逐漸說服了眾人”,說“同意這段記憶的,有張維迎、劉佑成”(還提劉佑成嗎?他一年前紀念改革開放40年的文章,可完全不是這么說的!這次拉他站臺說話可把他坑苦了。)鄧文又說,華生等人的記憶是“華生等人聽到爭論,綜合雙方觀點,提出放調結合的價格雙軌制”?!巴膺@段記憶的,有華生、高粱、田源、徐景安”。然后故作公正地說,雙方記憶可能都不可靠。但張維迎有文獻文章和邏輯為據,所以才是可靠的歷史證明。

這就怪了,張學軍、邊勇壯的文章引了幾乎所有莫干山會議主要組織者、爭論者,當事人的文章,承認張維迎的說法的,幾乎只有他自己一個人,所有人在不同時代的文章和記憶都出了問題?莫干山會議發起媒體《中國青年報》會后對華生的專訪也是人物記憶錯誤,把會上“說服了大多數人”的張維迎搞成了華生?真搞錯了,別的媒體包括張維迎本人也不出來糾正?張維迎在整個1980年價格雙軌制被責難時一聲不吭也是記憶錯誤?鄧文說記憶不可靠、文獻可靠,張維迎手持的內部參考資料孤本從不公開示人,直到35年后的這幾天才公布,除了張維迎自己可以每天看著而自得的以外,別人怎么知道其真假、承認它的歷史影響和價值?鄧文說此文二稿據張維迎回憶(這時回憶又可靠了),在莫干山會前已改好,后發表在《內蒙古經濟研究》1984年第4期上。問題是這個第4期是12月出版的,這是在莫干山會議之后。這時發表的文章已與張維迎現在公布的原稿大不相同。所以才有徐景安問張維迎,到底他們倆人是誰抄誰的一幕,以至張維迎揚言要動手打徐景安。

鄧文說,“即使張維迎沒參加莫干山會議,僅憑他早于莫干山會議四個月寫作,發表的全面論述價格雙軌制的論文,他也是毫無爭議的價格雙軌制理論的首創者,而且是唯一的首創者”。這就是說,張維迎就是沒有來參會,莫干山會議還是要承認張維迎的首創和獨創,承認這場會議只是為張維迎的思想理論起了墊腳石的作用。這個想法未免太好但也太一廂情愿了。然而如果真是那樣的話,張維迎的文章,與中國改革有什么關系?有什么價值?要知道張維迎未公開發表的內部參考資料文章,僅僅提到了一次“雙軌制價格”,還遠不如1979年張純音在權威期刊公開發表的文章論述的“價格的雙軌制”更接近后來的用語。

鄧文說,“當然,事實上,張維迎不僅參加了莫干山會議,而且是參加了莫干山會議價格改革爭論。但,難道僅僅因為參加了莫干山會議的爭論,他就失去了文獻支持的價格雙軌制理論的首創權?”因比鄧文認為既然張維迎帶論文上山,其唯一邏輯就必定是張提出了雙軌制,說服了大家,這樣,“證據+邏輯,可以否定記憶,但記憶不能否定證據”?!昂笫赖臍v史研究者,只會根據文獻和歷史行為邏輯,認定張維迎的記憶才是真相”。因此,說會上還有人講第三種觀點的所有這些人都是“怪異邏輯”,都是“理解錯誤”,“編碼錯誤”,“記憶錯誤”。鄧文為此還不辭辛苦給大家上了一堂心理學課。

其實,關于莫干山會議上發生的事情,華生倒是從來說的很坦然。他在創新獎致詞中公開坦承,他們幾個人參會的時候并沒有什么明確的價革改革思路。去年在復旦大學改革開放40周年的的研討會上提到此事,華生說,“當時會上出現價格改革放和調的兩種思路,放派說只有放才有真市場,調派說現在放開不現實,必須先調。雙方爭得熱火朝天。我與參會的另外4位研究生同伴一起討論碰撞后,做了個今天說起來是個挺簡單的工作,就說別爭了,我們綜合一下出個第三條思路放調結合吧,雙管齊下兩條腿走路”。

“過去在回顧這些歷史時,我總強調說這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因而看到有人因改革爭名爭發明權時,覺得自己還挺謙虛的。今天站在改革開放40年的關口回過來看,我很為自己感到羞愧。因為其實還有無數的人為改革開放在不同層面上或出謀劃策或身體力行,發揮著更大或更實質的作用,只是因各種原因沒機會顯露或被重視提及。我上面所說我們參與的事,如果沒有人聽沒人采納也就啥都不是。因此,沒有當年改革開放不拘一格、廣開言路、領導不恥下問和勇于及時公開糾錯的寬松大環境,我們這樣的普通學生學者根本不可能有機會發揮任何作用。在歷史的巨流中,我們不過是逐浪而行的幾粒小沙,離開了無數或位高權重或身份卑微的人組合的歷史潮流,我們壓根不會產生那些想法,產生了也不會有什么真知灼見,有見解寫出來也不過只會是躺在書架上的幾篇很少人問津的文字,不會有什么社會影響。在歷史的洪流中,即便是顯赫的權勢人物,也只能多少影響短暫的一刻,至于我們這樣的普通人,作用更可以忽略不計”。應當說,這樣的回憶和認識,聽起來更加真實質樸。

但是,鄧文則堅決表示,即使大家都承認了張維迎的雙軌制首創權,也絕不能接受華生等五人在莫干山會上與張維迎同時獨立發揮了作用的說法。鄧文說,是否可能如張曙光所說,華生等五人在會上“靈光一閃”,同時獨立地提出了與張維迎相同的價格雙軌制改革的思想呢?鄧文認為絕無可能。因為華生這批人對雙軌制理解錯誤,也從沒做過這種研究,因而鄧文費力去證明,并引證劉佑成的話(又是私下對張維迎說的?)說,華生等根本不在討論的這個組,寫的也是關于企業改革的文章(是嗎?)。因此鄧文大言不慚的說,如歷史上出現分別獨立發明微積分的巧合,“牛頓和萊布尼茲?NO!”,華生等人“不能光憑‘記憶’說自己突然就成了‘萊布尼茲’,甚至還貶低‘牛頓’的功勞”。張曙光教授雖然親自到會肯定了張維迎的首創貢獻,但后來也說,如果張維迎在莫干山辯論中講了雙軌制,華生等五人就不可能當場將之作為第三種觀點再講,故在會上也應發揮了一定獨立作用,但就這還是不客氣地被鄧文搧了一巴掌:“張曙光這么說,是因為他不懂得記憶的規律,也忽略了對文獻進行邏輯分析”。鄧文說華生等五人一定是現場先聽了張維迎的雙軌制觀點,然后當眾轉手居為已有販賣,而絕不可能是碰巧在會上與張維迎并行獨立提出雙軌制思想。而會議組織者,發起媒體、主要參會辯論者均或“故意撒謊”或“篡改了自己的記憶,而在真誠也說謊話”??傊?,莫干山上參加辯論會的所有別人的記憶都錯了,文獻和邏輯證明只有張維迎的記憶是真實的。這樣,張維迎對雙軌制不僅是首創,而且在莫干山會上還必定和必須是獨創。

?那么,在張維迎已經有了首創了之后,為何非要證明是獨創,絕不能與任何其他人分享呢?這就是我們這樣眼光短淺的普通人所不能理解的了。有人在網上分析說,張維迎必須把雙軌制的首創權、獨創權和變為中央決策從而中國實踐的轉化權都歸于他一人,這樣得諾獎成為牛頓式的人物才更有把握。況且,一旦容許別人分享,涉及的人太多,同一項諾獎最多只能頒發給三個人,如果萬一象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那樣,張維迎被排在了最后,那后果不堪設想。因此,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把其他人特別是人數最多的那組人趕出去。諾獎夢做成這樣,牛頓、萊布尼茲的胡言亂語都來了,此為謊言之五。

那么,鄧文最后說王小魯對張、邊文章中說法的否認總該是真話了吧?仔細一讀,其實還是不對。首先,引用張學軍、邊勇壯的文章的這段話這次倒是加引號引了,但是,又很細微地做了篡改,把張、邊文“前一陣原體改的老人聚會”,改為“前一陣原體改所老人聚會”,加了一個“所”,一字之差,內容差之千里。不錯,王小魯否定了這個體改所聚會的說法。但再仔細看,王小魯說,“真實情況是,張維迎讀到我的書后,微信發給我他寫于和印發于1984年莫干山之前、后投寄莫干山會議參會的文章影印件,只是供我參考”。王小魯說他看了以后覺得張維迎說得有一定道理,“因此在書里作了修改補充”。由此可見,無論在細節上是否有出入,這個基本事實正好證實了張學軍、邊勇壯文章所說,張維迎給每個寫到莫干山會議和雙軌制的人做工作,讓人家接受他觀點的說法。更重要的是,王小魯文章的結論是,“在我看來,價格雙軌制改革在我國經濟體制轉軌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一代人的貢獻,是許多積極參與改革的鄉鎮企業和國有企業領導者、黨政干部、農民、個體經營者和一批學者共同推動的結果。他們的貢獻都不應忘記,簡單歸結為某一位或幾位學者的發明未必準確”。

巧合的是,王小魯的文章開頭就還提到了張少杰,“記得十多年前與好友和前同事、莫干山會上“調放結合”價格改革的提出者之一張少杰一起喝酒議論到價格雙軌制‘發明權’之爭,聊過這樣的話”:汽車拋錨,大家一起下來推車,“事后為究竟誰推了第一把爭論不休,這樣意義大嗎?”“作為這樣一個重要歷史事件的參與者,都有理由感到自豪。但在確認自己做過貢獻的同時,也有必要承認別人的貢獻”,“后來少杰和其他朋友關于這個問題的交流,表明了這也是少杰的態度”??梢娡跣◆數恼f法、張少杰生前的態度都與張學軍、邊勇壯文章的基本觀點完全相同,即雙軌制是那個時代包括莫干山會議集體智慧的結晶。唯一站在這個觀點對立面的就是鄧文支持的張維迎的觀點,即張維迎不僅是雙軌制唯一的首創者,而且是獨創者,并且是用他的思想說服了莫干山會議的大部分人,從而成功地變為中央決策的轉化者。是啊,既是首創,又是獨創,又是轉化,從而為中國十幾億人的實踐所證明其成功,這個諾獎的夢才能做完整。但是,這樣的顛狂大夢能是真實的嗎?

歡迎大家投稿到 [email protected]

經濟學家圈
微信號:dalianpapapa
功能介紹:關注思想市場

 


華生:從姓社姓資看企業家與營商環境_經濟學家圈

分享到:更多 ()
0
區塊鏈神吐槽
pi幣注冊流程教程圖解中文版

來評論吐槽 搶沙發

  • 昵稱 (必填)
  • 郵箱 (必填)
  • 網址

區塊鏈資源分享聯系我

區塊鏈資源分享聯系我首頁更多新聞
做滴滴代驾还是开滴滴那个赚钱 北京pk拾开奖网站 快乐双彩开奖结果彩吧助手 东方财富股票行情分析软件 黑龙江11选5开奖结果 北京福彩快乐8开奖结果 贵州快3走跨度走势图 怎么做股票投资 赛车pk10基本走势图 股票开盘和收盘时间 黑龙江p62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