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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利:比特幣對應的財富根本沒有法律保證_世界金融大變局下的中國選擇_訂閱號王永利_數字金融資產研究中心

2019年1月13日,由清華經管數字資產研究中心(以下簡稱研究中心)主辦的講座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偉倫樓報告廳舉行。

福建海峽區塊鏈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銀行原副行長王永利博士發表了題為“世界金融大變局下的中國選擇”的主題演講,中國社科院金融所所長助理、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楊濤出席并參與圓桌研討,本次活動由研究中心主任羅玫主持。

首先,羅玫教授對研究中心的成立背景做了簡要的回顧。

羅玫教授認為數字金融資產領域的研究方興未艾,在世界范圍內都急需學術界來助力推動數字金融資產領域的健康發展,特別是要提出有框架、有體系,能夠適應新時代的數字金融資產領域的規范和制度的指引。研究中心依托于清華大學,定位于成為世界一流的數字金融資產領域的研究中心和人才培養基地,并且在該領域致力于開創全球領先的學術地位和行業地位,引領世界前沿的數字金融資產的研究。

王永利博士-福建海峽區塊鏈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銀行原副行長

外匯金融

王永利博士從改革開放40周年、全球金融危機十周年,中國金融面臨“基礎差、發展快、成就大、問題多”這四個方面介紹了演講的背景,并分享了他從業十多年來有關貨幣金融演變的邏輯與本質、發展規律與趨勢,中國金融存在的突出問題等方面的所思所想所得,并闡述貨幣金融需準確認知著重把握的十大要點。

王永利-貨幣金融需準確認知著重把握的十大要點

王永利博士提到,應該加快中國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并在大宗商品和金融交易中積極推動以人民幣計價和清算,進而有效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和增強中國貨幣金融的國際影響力。他強調人民幣走出去,應該鼓勵記賬清算走出去,全球人民幣清算和交易中心應該在中國本土,而不是在離岸。

中國貨幣總量從2013年開始下降,住戶凈存款在2015年2月末達到高峰,社會負債率2017年末達到250%以上。多項指標來看,2015年是從高速發展轉向真正常態的重要拐點。2018年全面推進降杠桿嚴監管防風險,一度造成流動性明顯收縮。2019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之年,也是中國更具挑戰、換擋轉型、決定未來至關重要的一年。調整改革與穩定發展的矛盾非常尖銳,金融風險尤為突出,穩中求進最為重要。

中國金融主要指標變化情況-王永利

王永利博士指出貨幣作為價值交換的尺度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重要作用,要保持幣值穩定,貨幣必須從財富當中退出,變成財富價值的對應物、表征物,不能再是財富的一部分,否則貨幣總量和財富永遠無法對應。于是黃金和白銀等貴金屬就必須退出貨幣舞臺,回歸其本源。

從高速發展轉向真正常態的重要拐點-王永利

比特幣對應的財富根本沒有法律保證

同時比特幣嚴格控制了貨幣供應量,卻沒有控制對應財富的變化。如果貨幣供應量是嚴格限制的,但財富是劇烈膨脹的,就會面臨嚴重通貨緊縮,因而無法承擔價值尺度的功能。中央銀行不可能模仿比特幣等去中心化的全新的數字幣模式推出自己的數字貨幣或法定數字貨幣,中央銀行數字貨幣只能是法定貨幣體系下貨幣的數字化、智能化。(神吐槽:比特幣可以無限分割,可以分割到小數點后8位數,不存在量太少和通貨緊縮的問題)

清華經管數字金融資產研究中心主任羅玫(左),中國社科院金融所所長助理、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楊濤(中),福建海峽區塊鏈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銀行原副行長王永利博士(右)

在演講結束之后,羅玫主任和王永利博士、楊濤博士與現場觀眾進行了互動問答環節,現場氣氛熱烈。

嘉賓簡介

王永利,經濟學博士,福建海峽區塊鏈研究院創始院長,兼任文化金融50人論壇理事長,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學術委員及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曾任職于中國銀行,先后擔任中國銀行副行長、執行董事、SWIFT首任中國大陸董事,中國國際期貨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在貨幣金融、財務會計、風險管理、外匯儲備、人民幣國際化、期貨及衍生品、金融監管體系、互聯網金融、數字幣與區塊鏈等領域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理論造詣。著有《金融危機全景透視》《金融新思維銀行新發展》《穿越危機:世界劇變的中國選擇》等。

神吐槽:

這場活動我參加了,還有上一場《李禮輝博士:基于數字技術的信任機制》都是數字金融資產研究中心主辦的。

王永利博士依靠在中國銀行負責外匯30年的經驗,寫了一本書叫《世界金融大變局下的中國選擇》,演講都是圍繞著這本書來說,說了倆個小時,聲情并茂,講的非常好。

同行的楊博士沒有上場機會,就直接在問答環節,快速的總結了一下。

演講分倆個階段:

上部分圍繞金融外匯來說,說了一些大實話,說明國內的風氣變了。

例如:銀行就是印鈔機和領導的出納員。

推薦閱讀《任正非的大實話

還講了幾個金融界的內部段子,當然,觀眾和我都沒有聽懂,在場只有少數人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下半部分圍繞比特幣和區塊鏈講述一些個人看法,挺官方學術話的,應該限于身份角度,只能說臺面話。

比特幣根本不適合做交易貨幣,取代不了法幣,只能在社區內部流動。

穿透式監管,只能穿透交易,不能穿透社區,監管成本太大。

對比李禮輝博士,區塊鏈態度和認知差別,完全不一樣,比較排拆區塊鏈技術吧,可能負責的項目不一樣,也有一定的關系。

互動問答環節

羅玫博士特意點了一個博士后提問:

博士后問的數字貨幣問題一般,連什么是數字貨幣都沒弄清,幣圈韭菜被割也割出經驗來了。

區塊鏈是一種全新的思想,舊有的經驗和理念反倒是一種阻礙。

從視角格局方向性來看,韭菜花錢買經驗,還是值得的。你到天臺了,不跳下去就去吹吹風,冷靜下來自己還剩什么。


去現場聽一次還是非常值得的。

主要就是分享在中國銀行做了三十年外匯的經驗思想。

書也挺好,挺有價值,提問就送書,我沒有輪上,我在第二排,心里苦說不出。


清華數字金融資產研究中心
微信號:thu-scba


改革回顧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金融可以說是“基礎差,發展快,成就大,問題多”,而且問題到了集中爆發的時候,很多問題需要深入的研究準確的把握。

“基礎差”,主要體現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公有制計劃經濟對貨幣金融的需求是大大減弱的,后來所有金融業務基本上全部集中到中國人民銀行一家去辦了。人民銀行在發揮什么樣的功能呢?實際上就是印鈔機、出納員的功能,整個中國的金融嚴重削弱,這就是我國改革開放前金融的基礎。

改革開放之后,1979年中國銀行第一家從人民銀行分設出來。到1984年工商銀行分出來,人民銀行就不再面向社會辦理金融業務,開始轉向中央銀行。中國建設銀行是從財政部基建財務司獨立出來的。

但是專業銀行不是一個市場化經營的金融機構,是一種行政化分工和管理的體制,一直這樣發展到了1993年我們經濟開始升溫,經濟加快發展需要資金,錢從哪兒來?大量的需要銀行出錢,所以銀行開始快速發展,而且是混業經營,銀行投資信托、保險、證券、租賃,投資三產、房地產、酒店等等,什么都干。

但是因為基礎太差,銀行內部管理和外部監管都跟不上,1997年受東南亞金融危機沖擊等因素,經濟發展面臨巨大挑戰,1998年金融問題集中暴露、異常嚴峻。因此,1998、1999年推動了一輪深刻的金融整頓和改革。

這是很不容易的。1994年國家財政預算法,1995年中央銀行法和商業銀行法作為法規已經頒布了,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根本落不了地。如果沒有東南亞危機及其造成的深刻影響,沒有我國金融問題的劇烈暴露,我們金融體制改革是很難推出來的,一直到1998年推動了深刻的金融整頓與改革,包括成立中央金融工委,把國有金融機構的組織管理從地方黨委脫離出來,實施垂直管理;人民銀行不再按省市設分行,改為按大區設置,主要目的是削弱地方政府對銀行的干預。同時,發行2700億元專項國債,定向補充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對口剝離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近1.4萬億元,主要是推動專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化,同時加快政策性銀行、股份制銀行的發展。進而剝離商業銀行的附屬公司,推動金融實施“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等等。

1998-1999年金融整頓與改革,奠定了我們后來金融發展的重要基礎。但在削弱地方的行政干預的同時,在國家層面上仍是以行政化管理為主,由中央金融工委監管。

為了應對加入WTO之后對外開放的需要,2003年底,國家決定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實行股份制改革試點,從外匯儲備拿出450億美元成立“中央匯金公司”并平分給兩家銀行作為新的資本金,銀行原來的資本用來剝離不良資產,把原來由財政部行使的所有權全部替代出去,由匯金公司行使。 之后,陸續啟動中國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和引進國際戰略投資者。2006年中國銀行率先在香港和上海兩地整體上市,帶動國有金融機構陸續上市流通。

在改革開放之后,甚至到2006年之前,我們中國對貨幣金融的認知,我們對整個金融的統籌規劃和科學分類是嚴重不足的,由于嚴重缺乏統籌規劃、科學分類,金融體系的底層架構和上層邏輯存在嚴重問題。

“發展快、成就大”,主要體現在:1978年末我國M2為1159億元,到1999年底達到11.76萬億,這個數字相當于改革開放初期的101倍,在世界主要經濟體里面可以說是爆發式的增長,當然這跟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經濟貨幣化加快密切相關。 2018年9月末突破了181萬億,年底可能接近183萬億元,相當于改革開放初期的1576倍,2000年以來在主要經濟體里面增長速度仍是非??斓摹,F在我國已經是全世界貨幣總量最大的單一國家,外匯儲備最大的國家,世界前四大銀行基本上都是中國的等等,有力地支持了經濟社會的發展,成就巨大。

“問題多”,主要體現在:改革開放后中國金融高速發展過程中,我們有很多問題沒有充分暴露,盡管1997年以后暴露了很多問題,1998年“海南發展銀行”破產清盤后至今再沒有出現任何的一家銀行破產倒閉,可以說到現在為止我們中國還沒有經歷過一場真正的本土化的影響大的系統性金融風險,我們很多人到今天對危機是什么東西都沒有概念,更缺乏應對危機的基本經驗,真正爆發危機的時候怎么應對可能是一片空白。

由于種種原因,2011年四季度開始,我國經濟增長下行態勢不斷顯現,全球產能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難以突破,2018年開始,貿易保護、民粹主義明顯抬頭,國際金融市場劇烈波動,經濟時速苗頭顯現,中國作為新的世界工廠和最大的制造業基地,面臨更大的沖擊與挑戰。在這種情況下,金融高速發展過程中積累的問題開始集中暴露,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特別是系統性金融風險,已經成為國家三大攻堅戰之首,挑戰之大非常明顯。中國金融亟需深化改革與開放。

貨幣裂變

深化金融改革,必須準確認知和把握貨幣金融的本質及其發展邏輯與規律。

貨幣在人類社會已有數千年歷史,經歷了多個階段的發展變化,其中出現了很大的裂變,從社會財富的某一部分轉化為純粹的社會財富的價值表征物,從有形貨幣(如現金)轉變為無形貨幣(數字化,如存款或電子錢包),對貨幣金融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但這些裂變并沒有從理論到實踐上得到人們充分的認知和準確把握,甚至現在連什么是貨幣都講不清楚了,以至于比特幣等網絡加密數字幣出來后,學術界、實務界、監管層等,對其到底是不是貨幣,能不能顛覆或取代國家法定貨幣,如何準確定位后有效監管等,遲遲拿不出明確的說法。

那么,貨幣從商品實物貨幣到國家規制化的金屬貨幣,再到金屬本位制下的紙幣,再到去掉金屬本位制下的純粹的信用貨幣,貨幣不再是一個社會財富里面的某一個部分,而是從社會財富里面脫離出來,成為財富的價值表征物、對應物,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發展變化,其邏輯會規律是什么?

實際上,貨幣是隨著交換交易的發展而產生后不斷發展的,又反過來對交換交易的發展產生重要推動力。因為交換交易一定涉及到價值的對應,價值的轉移,它就需要一個價值尺度,所以才需要一個中介出來,隨著商品交換交易的發展,經濟往來不斷的擴展,貨幣在不斷的進步,同時貨幣的進步又推動了交往交易的發展。

在貨幣發展過程中,人們發現貨幣越來越重要,功能也在不斷擴大,但貨幣最基礎、最根本的功能是價值尺度。而要發揮好貨幣作為價值尺度的功能,最基本、最突出的要求就是必須保持貨幣幣值的基本穩定。

怎樣控制的貨幣幣值的基本穩定呢?從理論上講,保證貨幣的幣值相對穩定,必須使一個國家的貨幣總量和這個國家主權范圍內法律可以保護的需要貨幣化的財富的規模對應起來,只有這樣價值尺度才能相對穩定。

基于這個原理我們就會看到,貨幣如果是財富里面一部分的話,貨幣總量永遠沒有辦法跟財富規模對應,所以貨幣必須從財富里面脫離出來,完全成為財富的價值表征物、對應物。貨幣供應不再受到以往作為財富本身,受到其自身儲量、開采、加工能力等方面的約束,而是需要人為對貨幣投放和貨幣總量加以控制和調節。

如何確定貨幣總量與社會財富的對應關系,保持貨幣幣值的基本穩定呢?在不斷的探索實踐過程中,人們逐步發現,可以選取關系民生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物品等價格作為代表,賦予其相應的系數,從而形成全社會(消費)物價總指數(CPI),進而觀察總指數的波動率(通貨膨脹率),只要其波動率在預期范圍內,在可控范圍內,就認為貨幣幣值是基本穩定的、可以接受的。由于貨幣供應和貨幣總量需要人為桶,就產生了“貨幣政策”的概念,

貨幣政策不是要求物價或幣值絕對穩定,世界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目標基本是1%到3%之間,日本能實現1%的通脹率就很滿足了,歐洲可能是1.5%,美國一般是2%,中國基本上是3%,當然一些個別時期的時候會放大,但是越大就越危險。為什么不追求0呢?第一是因為一個國家的物價總指數保持0變化本身就很難做到。第二,人們發現貨幣政策是在調控幣值的,當幣值有一定的貶值壓力的話,就會推動社會財富一定程度的重新分配,推動人們減少儲蓄,擴大投資和消費,有利于刺激經濟社會發展。當然,這里有一個度,貨幣貶值不能失控,一旦出現難以控制的大規模貶值,就可能引發金融危機后社會動亂,產生嚴重的社會影響。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成為今天宏觀調控兩大基本政策工具,而且貨幣政策發揮功能的程度越來越大。

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要全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明確了“三去一降一補”,三去中的一個就是“去杠桿”,但是到今天為止,希望達到的目標杠桿率并不明確,去杠桿的力度后周期就難以把握,2017年末開始各部門同時發力,結果造成“合成謬誤”形成過頭的調整,2018年上半年社會流動性陡然收緊,出現了令人擔憂的局面,下半年開始不得不大幅度調整政策取向?,F在,貨幣政策發揮越來越多的功能,包括推出越來越多的結構性調控政策、定向調節舉措,一定程度上貨幣政策在取代財政政策。

主權(法定)貨幣

貨幣要跟財富對應,而財富必須要有產權屬性,受到國家主權后法律保護,一個國家的貨幣總量不能輕易拿別的國家的財富對應。這樣,信用貨幣就上升到主權貨幣或者是法定貨幣這個概念。

貨幣投放后總量調控交給一個國家政府去高度壟斷,而且這個貨幣變成了一個符號,一個象征,多種因素很容易誘惑政府超發濫發貨幣,有人認為這不符合自由市場經濟的要求。所以奧地利學派的典型人物哈耶克在上個世紀60年代就強力的推動“貨幣的非國家化”。但實際上這違反了貨幣發展的邏輯,所以不可能真正實現。

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進而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給經濟社會帶來巨大沖擊。不少人認為,當今的貨幣體系,特別是以一國的主權貨幣(如美元)作為國際中心貨幣,但有缺乏相應的合理的國際貨幣管理體系,是非常不公平而危險的,必須盡快推動變革。2009年周小川行長發了一個超主權貨幣的文章,希望推動國際貨幣體系變革,我當時也發表了類似的文章,但實際上國際中心貨幣是各個國家綜合國力與國際影響力競爭的結果,不是人為設計的結果,要改變這種以最強大國家的貨幣作為國際中心貨幣的選擇是非常難的。

其實,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期間,英國財長去的時候,他一方面想力主英鎊繼續為國際中心貨幣,當然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同時他也準備了第二個方案,即拋出了超主權貨幣Bankor。但一個新的貨幣體系怎么建立,怎么運行,是非常復雜的,短時間內難以讓國際社會所接受,而去當時全世界官方黃金儲備三分之二以上在美國,主要經濟體里面只有美元和黃金掛鉤,此時不選擇美元作為新的國際中心貨幣,幾乎是不可想象的。而在確立了美元跟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后,對全球貿易與投資的發展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之后70年代美元危機的時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想著弄一個超主權貨幣,即SDR作為國際中心貨幣。但是在國家作為世界基本構成因素的格局沒有打破情況下,沒有最強大國家的支持,一個全世界范圍的超主權貨幣很難實現。

比特幣高度模仿黃金,實行總量控制,甚至每個時間段其新的產量或供應量都有嚴格設定和控制,難以靈活調整,因為它認為黃金在地球的儲量是一定的,越往后越難挖,新增產量也會越來越低,最后終將完全枯竭。比特幣也是一樣,總量2100萬噸,每10分鐘產生一個數據區塊,會有規定數量的比特幣的獎勵,新的產量每四年自動減少一半,最終到2140年就挖完,理論上嚴格防范人為調控貨幣,防范了貨幣的超發、濫發,從儲值投資角度是有好處的,它本身有升值的空間,容易吸引人們去挖礦或投資,但是作為一個價值尺度,其劇烈的升值和明顯的通貨緊縮不是貨幣的要求,而且比特幣沒有法律可以保護的社會財富與其對應,是不符合貨幣發展邏輯的。因此,類似比特幣這種網絡加密數字幣是不可能取代和顛覆國家法定貨幣的。

那么如何看待后定位這些網絡加密數字幣呢?

我們知道,互聯網的發展正在形成不同的網絡平臺或社區,進而形成既與現實世界密切相連,又相對獨立運行的網絡世界。

那么網絡社區或者網絡商圈里面完全是有可能運行自己專門的社區幣或者商圈幣,就像我們今天中國的法定貨幣是人民幣,但不代表我們沒有食堂的飯卡,商場的購物卡等等,它就是在一定范圍里面被賦予特殊權利義務的一些專用幣或代幣的應用。網絡社區同樣如此,未來大的網絡平臺會跨境運行,完全有可能在這個網絡社區里面重新賦予統一的身份信息,不管你是哪種人,我先把你線下的身份弄好以后對應線上唯一的一個身份。同時可以有網絡社區專用的貨幣,各種法定貨幣可以兌換成網絡專用幣,在網絡社區內使用。

比特幣這一類的網絡數字幣只能是社區幣、商圈幣,不能隨意流出確定的范圍隨意流通和使用,否則就會對法定貨幣的管理產生沖擊,國家一定會進行控制甚至處罰??梢栽试S法定貨幣與網絡社區幣、商圈幣進行兌換,但必須滿足法定貨幣監管的基本要求。

可見,僅僅把比特幣等網絡數字幣定位于“特殊的網絡虛擬資產”是不夠的,因為,作為“資產”是不需要金融監管的,但它們在各自的網絡社區或商圈內已經實實在在發揮專用幣的作用了,必須作為社區幣、商圈幣加以適當的監管。

由此,比特幣等網絡社區幣等價值就取決于區塊鏈社區的滲透率、活躍度,幣的價值取決于鏈的價值,而不是反過來,一味的炒作幣的價值來抬升鏈的價值。如果一直炒作那個幣,而不注重用區塊鏈解決現實世界的實際問題,不能實現區塊鏈應用的實際價值,幣的高峰期一過就會煙飛云散。

區塊鏈有沒有價值?有,你一定要找你的應用場景,大量的紙質的單證,資產證券化的東西都可以上鏈,利用區塊鏈全程加密,可以溯源,難以篡改的技術保證它很好的運行。區塊鏈一定要能解決現實世界的實際問題,因此,過于強調“去中心”可能難以突破。實際上,區塊鏈現在存在一個“去中心、高效能、安全性”幾乎難以兼得的“不可能三角”關系,其底層技術的突破還需要時日后大量投入,短時期難以形成大規模商業應用。

我們現在有一個大的挑戰是,如果把現實世界的財富拿來做區塊鏈應用的話,如果這個財富在不斷的流通,物聯網還達不到全程無縫的監控,你今天要作為去中心的區塊鏈就很難落地,這方面還要大量的探討。

央行數字貨幣

2013年之后,不少國家的中央銀行發表聲明稱,要推出央行數字貨幣或法定數字貨幣,央行數字貨幣到底是指什么?是像比特幣一樣的網絡加密貨幣,還是法定貨幣的數字化、智能化,卻一直沒有明確。這也推動比特幣等網絡數字幣等升溫。

實際上,央行主導的數字貨幣跟去中心的比特幣邏輯就是矛盾的,是根本不可能模仿比特幣的。而且比特幣高度模仿黃金本身就違反貨幣的邏輯,比特幣對應的財產是什么?沒有法律的保護,大家可以理想化的認為所有的財富都可以跟他對應,但是這是理想化,沒有法律的保護憑什么用你的比特幣,即使允許,他真正應用的場景在哪里?因為比特幣它的賬戶是公開透明的,賬戶的轉移是要分布式記錄驗證的,所以賬戶是不可篡改,可以溯源的,賬戶之間僅僅轉讓比特幣,根本不需要認知后面的人是誰,可以直接轉,沒關系。但是有一個問題,比特幣僅僅是鏈生資產,你這里面轉一個比特幣沒有問題,如果我們要交易的是現實世界的資產呢?問題來了,比特幣賬戶后面的人是高度匿名的,在你不認識對方的時候你敢不敢交易線下的資產?我說我要把一個東西賣給另外一個人,我們相互之間誰是誰都搞不清楚,第一我說賣給你的東西有沒有你知道嗎?法律上是不是合法有保證嗎?你什么都不知道敢跟他做交易嗎?所以你能落地的就是當面做交易,這個可以,但在網絡世界,這種面對面的直接交易所占比重會非常低。最后,只能是與法定貨幣進行兌換,或者與其他網絡貨幣進行交易。

央行的法定數字貨幣只能是法定貨幣的數字化、智能化,這是必然的方向。它將來的運行模式是央行直接面向社會的“一元模式”,還是走央行——商業銀行——社會的“二元模式”,還取決于:如果央行的數字貨幣網絡平臺直接向全社會開放,人們一登錄就可以開錢包的話,就可以不需要商業銀行。但是這僅僅是第一步,進一步還要明確,央行能否直接面向社會發放貸款,提供信用貨幣投放?

今天的貨幣投放,一種是央行買貨幣儲備物,如黃金、外匯等投放出來,央行不可以把貨幣隨便贈予大家,如果可以隨便贈予大家,這個貨幣就沒法控制了。第二種是靠信用投放,靠銀行貸款這種先借給你,記入你的存款賬戶,給你增加貨幣。今天貨幣投放的很重要的渠道是信用派生,那么,央行能不能直接面對社會發放貸款?為什么要區分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并規定央行不得面向社會提供貸款和透支,即使要購買國債,也只能在二級市場去做,為什么?是因為當你賦予央行貨幣投放的權利的時候,如果你允許他做貸款,他做砸了怎么辦?他會再放,那貨幣總量就控制不住了。所以要把貸款的職責交給商業屬性很強的金融機構去做,如果貸款做砸了要破產倒閉,把多余投出去的錢消掉。這是為什么要劃分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根源。

當央行不能面向社會發放貸款,貸款還要在商業銀行做,那么選擇就只能是二元結構。

記賬(轉賬)清算

當講到美元流出、流入時,你腦海是什么樣的想象呢?你是不是想象美元從美國流到中國來,然后我們又把美元送回到美國?

這涉及到貨幣的支付清算問題。很多人腦海里根深蒂固的印象,是貨幣現金收付,即現金清算,但實際上,現在越來越多的貨幣支付清算,特別是國際往來的資金清算,采用的是通過清算機構(銀行)進行記賬清算或轉賬清算,即將款項從付款人賬戶扣減,轉入收款人賬戶即可,根本不需要真正的貨幣現金的轉移或流動。

記賬清算的發展帶來貨幣金融一系列深刻變化:

第一,它使貨幣所有權的轉移替代了貨幣現金的轉移,有利于減少現金的印制和流通,大大降低貨幣金融運行的成本,提高運行的效率,增強監控的能力?,F金的流通是監控不到位的。通過轉賬清算,資金的流動都有記錄,可以連續跟蹤,全程追查。

第二,有利于將社會閑置的資金資源高度集中到金融中介,增加銀行存款,從而推動銀行提供貸款,提高資源的有效利用。

這也使貨幣從流通中現金擴展到更多的銀行存款,貨幣總量可以簡單地表示為“現金+存款”。推動貨幣從有形轉向無形(數字化)。

第三,記賬清算是通過債權債務關系的調整進行清算,會引發資產負債相應的變化。外國人擁有美元儲備越多,其在美國的資產就越多,美國的外債就被動的越多。但是這個錢主要是存在美國的金融機構,所以美國金融機構的資金實力就會越強,全球擁有有6萬多億美元外匯儲備,主要存在美國的金融機構,那你其他國家的金融機構怎么跟美國的金融機構抗衡呢?

第四,外匯儲備只能用出去,不能拿回來。記賬清算方式下,一旦形成了外匯儲備,就不大可能將儲備用現金方式拿回來,要減少儲備,只能將其用出去,包括擴大進口、投資或轉換成其他貨幣等。

第五,央行外匯儲備可能倍增流動性。記賬清算方式下,外國持有美元儲備,實際上并不會減少美國的流動性,但儲備國的央行可以購進外匯相應投放本國貨幣,從而產生倍增流動性的效果。

用于對記賬清算不知曉、不理解,社會上經常出現很多重大誤解。

比如,有人說,我們國家以20-30%對回報率招商引資,得到的美元交給了銀行,銀行又送回去美國,回報率多少?2-3%,表面看是發達國家支持發展中國家,但是發展中國家的錢又拱手送回去,并給予巨大的補貼,這就是金融帝國的霸道!

但實際上這種比較根本不合理。因為美元根本就不存在拿過來,再送回去,美元一直就在美國,而在美國,美元一般收益率就是2-3%的水平。要判斷招商引資20-30的回報率是否合理,首先要比較的是其實際產出能否更高,如果其實際產出遠高于此,為何不積極招商引資哪?!當然,如果實際產出低于對外回報率,就需要及時調整招商引資政策,提高招商引資標準或門檻,而不是已經形成外匯儲備,再想從提高儲備收益率來彌補。除經濟收益比較外,招商引資對外開放,還是推動改革的重要手段,所以,我們堅持的是改革開放。

相應的,在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全面金融危機,以及中美爆發貿易戰之后,不少人強烈呼吁把美元儲備拿回來,實際上根本不可行。有人建議大量拋售美元或美債,實際上這需要有買家,而且大量拋售,也會產生很大損失,需要仔細斟酌。

同樣道理,人民幣國際化怎么走出去?是人民幣現鈔走出去?還是要通過銀行記賬清算轉賬走出去?實際上應該嚴格限制現鈔走出去,在海關超過一定限額就不允許帶出去。

在記賬清算方式下,同樣是外國人持有人民幣越多,中國的人民幣外債就會越多,外國在中國的人民幣資產就越多,中國金融機構資金實力就越強。問題是人家為什么要持有人民幣?除了你經濟向好,你的人民幣有升值的空間以外,很重要的是你要滿足人家流動性管理和盈利性管理的一系列的要求,所以美國的金融創新為什么要非?;钴S,因為全球不斷給他提需求。

因此,要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就必須加快人民幣全球清算體系和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要將工作重心放在中國大陸,而不是在離岸,要加快金融交易市場建設和對外開放,并在金融交易市場積極推動人民幣計價和清算。

沒有金融交易市場的開放發展,沒有金融交易市場大量使用人民幣計價清算,僅靠投資、貿易等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是難以有大的突破的。必須看到,全球金融交易市場一天的交易量,可能相當于投資和貿易全年的量。金融市場每天的外匯買賣,黃金交易及各種期貨的交易量非常大。如果中國不是國際金融中心,不能把國際金融資源聚集過來,不能用人民幣計價清算的話,人民幣國際化一定會受到影響。

上海中國原油期貨是對外開放且以人民幣計價清算的,其推出后發展意義重大。只有把國際金融中心建立起來,是開放的,可以吸引全球的資源過來,我們金融的國際影響力才能真正的起來。全球24小時里面,每8小時一個階段需要一個交易中心,現在倫敦、紐約的地位基本穩定,我們亞太這個地方要有一個,亞太現在主要是香港和新加坡,但是,真正有發展國際金融中心潛力的是中國大陸,我們必須抓住機遇加快推動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金融戰略

黨的十九大已經明確提出,到本世紀中葉,要把國家建設成為綜合國力后國際影響力領先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那么,作為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應該怎么辦?金融的綜合實力,特別是國際影響力到底如何,如何科學規劃和有效實施國家金融戰略,推動金融實現綜合實力后國際影響力領先?

中國經濟增長從2011年四季度開始持續下行,但經濟轉型調整真正的拐點卻是2015年,一個國家經濟轉型調整基本上都需要2-5年時間,因此,2018-2020年將成為我國經濟轉型調整至關重要的時期,2019年可能是最為關鍵的一年。

經濟下行、轉型調整,也意味著矛盾后風險會集中暴露,貨幣金融面臨著防范風險、改革發展非常嚴峻的挑戰。

首先,從財政收入結構看:

1999年我國全面深化住房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醫療體制改革,把原來國家和企事業單位要貼錢但沒有回報的三大領域變成產業來開發。這些資源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上,資源變收入,收入變投資,投資加杠桿,推動我國經濟之后進入了不差錢的時代。到2000年的時候基本上克服了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和南方洪水造成的壓力,為加入世貿組織奠定了重要基礎。加入世貿組織后,全面的對外開放,大量的產能和資本再進來,我們整個進入了黃金10年的高速發展。

從2000年開始,財政上資源性收入越來越大,稅費收入壓力越來越輕,盡管我們沒有說減稅降費,但稅費征管有所放松,人們實際的賦費壓力在減輕。

但進入2015年后,資源性收入遇到了瓶頸,新增規模急速下降,然而財政的開支在加大,大家知道經濟下行一定要加大政府的刺激力度。那么錢從哪里來?第一個要強化稅費征管,所以我們在說減稅降費,但是很多人的感受是稅費負擔明顯加強。

第二個方面是擴大負債,政府的負債在急速上升。人民銀行的報表里面有一個“存款型機構概覽”里面有一個項目是“對政府的債權(凈)”,2014-2017年的余額分別是:5.5、9.83、16.23、20.49萬億元,2018年突破24萬億是在所難免的。接下來的財政的收支壓力巨大,中央財政的財政赤字率要不要突破3%將是重要拐點。

其次,從貨幣投放結構看:

2000年到2014年上半年,我們國家貨幣投放的主渠道是央行買外匯投放的人民幣,表現為央行外匯占款,這是基礎貨幣投放,之后2014年下半年開始外匯占款在下降,2015、2016年迅猛下降,到2016年末減少了近6萬億,相應減少銀行存款。

央行基礎貨幣收縮情況下,為保持貨幣總量的適度增長,就需要銀行貸款必須擴大。銀行存款下降但貸款又要增加的時候,銀行的資金不夠怎么辦?首先需要央行相應降準以釋放此前凍結的資金,但在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確定啟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重點推動“三去一降一補”后,有人認為降準屬于“大水漫灌”式貨幣政策,不符合結構調整的要求,于是,2016年3月份之后央行不再普遍降準,轉以實施一定程度的定向降準,降準難以滿足銀行資金需求,央行不得不擴大資金拆借釋放流動性。結果央行一方面凍結了十幾萬元的法定存款準備金,另一方面拆借出來的資金規??焖贁U大,到2017年末已經超過10萬億元,達到10.22萬億元,2018年可能突破11萬億元。

這里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有一個很大的利差,法律存款準備金的年利率1.62%,但是央行拆出來的資金平均年化利率不會低于3%,那大量的利差轉給了商業銀行,商業銀行再轉出去,整個社會融資成本就會上升,中間更復雜的是央行拆的時候,往往是先對政策性銀行和國有大銀行拆借,然后大銀行再向中小銀行拆借,銀行再向非銀行金融機構拆借,內部轉拆越多,利率層層加碼,就會進一步抬高社會融資成本。資金流入到社會上,中國社會融資層級也同樣非常復雜,結構性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就更加突出。

再次,從住戶部門凈存款看:

按照人民銀行披露的數據,我國住戶部門本外幣存款減去貸款后的余額,即凈存款,在2015年之后急速下降:2015年2月末(春節期間)凈存款達到歷史高峰值29.90萬億元,之后快速下降,到年末為28.16萬億元。到2017年末更是下降到24.68萬億元,這不僅比高峰值低了5萬多億元,而且比2012年末的24.88萬億元都低了。2018年9月末已經低于24萬億元。

這說明,2015年之后,住戶部門的貸款增長速度遠遠過于存款,住戶部門負債率或杠桿率急速提升,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扣除房產、車輛外,已經成為“負翁”,依靠借貸生活,將對經濟社會,包括婚姻和人口等,產生深刻影響,值得高度警惕。

很多重要指標從2015年出現重大轉變,2018年則使問題更加明顯。

國際上,中國的崛起正推動世界迎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貿易保護、民粹主義明顯抬頭,地緣政治矛盾加劇,經濟失速和金融動蕩風險加大,外部環境復雜嚴峻,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將是轉型調整、改革開放至關重要、充滿挑戰的一年。

中央已經明確了到本世紀中葉要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國家的宏偉目標,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金融怎么辦?我們的金融現在到了什么程度,我們有沒有把握在本世紀中葉我們金融的綜合實力、國際影響力領先?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金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的貨幣總量全世界最大,央行的資產負債規模最大,國家外匯儲備最大,世界最大的前四家銀行基本上歸屬中國,我們有很多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跟發達金融體相比,我們金融的市場化程度、開放程度、普惠程度,特別是中國金融的國際影響力還遠遠不夠。

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致力于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今天人民幣國際化還在剛剛起步的階段,未來的路還很長很長,怎么辦?如何有效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如何將人民幣國際化與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緊密結合,通過在金融交易市場大量的使用人民幣計價和清算,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并切實增強中國金融的國際影響力?我們金融是推動國家戰略目標的實施,還是會拖了這個目標的后腿?我認為這是重大的課題,需要認真考慮,我們面對中國的崛起帶來全球格局的深刻變化,全世界迎來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理應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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