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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華為是為了生活,被逼上梁山_華為成長就是向向西方公司學習_任正非的大實話

經濟學家圈 小編注:任正非在這次采訪中錯把直播當成了閉門會,爆了不少料,值得一讀。

“我們除了比別人少喝咖啡,多干點兒活,其實我們不比別人有什么長處。就是因為我們起步太晚,我們成長的年限太短,積累的東西太少,我們得比別人多吃苦一點,所以我們這有一只是芭蕾腳,一只很爛的腳,我覺得就是華為的人,痛并快樂著,華為就是那么一只爛腳,不給社會表現出來我們這只腳還挺好,我們的廣告在全球大規模的做,剛剛開始啟動,就來解釋我們走向了社會,走向了這個東西”。

本文為2015年 1月22日下午,華為公司創始人任正非,在達沃斯現場接受了BBC記者采訪的對話實錄:

做華為是為了生活,被逼上梁山

主持人:任董,你開始做華為的動機是什么?

任正非:

做華為,并不是在我意想之中的行為。

因為我們在80年代初期,中國軍隊大精簡,我們是集體被國家裁掉了。我們總要走向社會,總要生產,我們軍人最大的特點就是,不懂什么叫做市場經濟。

  1. 我們覺得,賺人家的錢這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怎么能賺人家的錢呢?
  2. 給人家錢,人家就應該把貨給我們,我們先把錢給人家有啥不可以的,人都要彼此信任。

這就是軍隊的行為,是不適應市場經濟的。所以,我剛到深圳的時候,其實就犯了錯誤,我那個時候是一個國企、20幾個人小公司的副經理,有人說可以買到電視機,我說好,我們就去買,我們把錢給人家,但這個電視機說沒有了,啥也沒有。

這樣我就開始要追回這些款,追這些款的過程是很痛苦的,并且我們上級并不認同我們,覺得你們亂搞,不給錢給我們,讓我們自己去追。追的過程當中,我就沒有辦法,沒有任何人幫忙。我就把所有的法律書讀了一遍。從這個法律書中,我悟出來市場經濟兩個道理:一個就是客戶,一個就是貨源,中間的交易就是法律。

  1. 創造客戶我不可能,因此我們要把住貨源,要找到貨源。
  2. 要熟悉這個交易的法律訴訟。我們那個時候一分錢都沒有,還把代理搞得溜溜轉。

那個時候我們很沒有錢,這樣的話,我們沒有貨源就尋求貨源,我們就給人家做代理。

我來幫你賣,收了錢,我再留下一點我還給你。我們做代理的公司,一個就是珠海有一個,珠海通信,BH03。一個是香港紅蓮。代理了以后,我們代得太好了,人家就以為你們要把市場占完了,人家就不給我們貨了。把我們好不容易賺到的錢,逼到市場上去,高價買貨,再來賣給客戶,從而來維護市場信用。

這個階段走起來,我們就慢慢地摸到什么叫做市場經濟這條路了。

當時國有企業干得不好,人家又不要我,我還寫了保證書,我不要工資,我要把這個公司的債務追回來。然后,我能領著這個公司前進,人家也不要我。

最后,只要科委說,你出來吧,你搞的都是大項目,不成功的,你就先搞小的,我們就出來了。出來就認為,通信產品這么大,這么多,我搞一個小的,總有機會吧。

由于幼稚,我才走上了這條路。這個碗扁一點有啥關系,就賣便宜一點,照樣可以吃飯。但是通信產品,稍稍有點指標不合格,是全程全網的,導致全世界通訊都不能動,所以就不能做這個事情。

這樣的話,對一個小公司是極其殘酷的,一個小公司要做高技術標準,怎么可能?

我們付出了就是生命的代價,我們不可能再后退,因為我們一分錢都沒有了。不可能后退,所以因此我們就走上了這條不歸路,這也不是想象中的這么浪漫,也沒有那么精彩,就是為了生活,就逼上了梁山。

談華為成長:向西方公司學習

主持人:任董,一個私人公司在中國是非常難干的,你給我們描述一下什么樣的困難,私人公司以前有面對,現在也面對,有什么東西你希望可以改變一下?

任正非:

我認為,我們創建這個公司的時候,才198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還沒有真正走向允許這種產業的存在。

但是中國面臨著一個歷史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大規模的知識青年回城了,沒有工作,無法安排,政府就號召他們創業,賣饅頭,做什么東西,賣大碗茶。政府那個時候號召,政府無心插柳柳成蔭,中國民營企業、私營企業,可能就是從這些饅頭店、大碗茶開始起步的。

從起步到我們走向高科技,我覺得這也是天方夜譚,當時出了一個1987年18號文件,就是要推廣民營高科技,但是,這個文件還是不要做,為什么?它要求五個股東,要求21000塊錢。這個也是極難的,就湊啊湊啊,湊出來。我們那個時候,感覺不到民營和國企有什么區別。我們實在太小了,國有企業的腳指頭縫都足夠寬,我們就像走著馬六甲海峽一樣,兩邊都靠不著岸,根本沒有什么感覺到和他們競爭有壓力的。

但是隨著這個世界發展得也快,主要是外資進入了中國,大規模外資進入了中國以后,中國才發現自己國家的工業體制趕不上世界。

所以,有一次見幾個領導,國家認為電子工程是絕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我們把電子工程就放棄了。這個放棄了,就等于我們就沒有競爭對手,他們不做,就剩下我們來做。

我們雖然做得不好,但是我們比起外國老大哥,他們做得好,我們向他們學習。我們想做交換機的時候,所有人都沒有見過交換機,只有我飛到吉林去,好不容易求爺爺求奶奶,讓大家瞅一眼5號機是什么樣子。

所以,我們在那個狀況下,還是西方這些公司,它們做了很多成功的東西,給我們引到了這個道路,我們一直是非常尊重它們的。

談人生:選擇的人生和想走的道路,完全不相符

主持人:我覺得你個人,你的家庭背景的故事,我認為很有意思,想聽一下。在你的個人生活方面,做這種大公司有什么樣的挑戰?

任正非:我的父母是鄉村教師,在貴州少數民族混居區,我的小學和初中是在貴州省一個非常小的鎮完成的。后來,我父母遷居以后到一個小城市讀完高中。我從高中考大學,考到了重慶建筑工程學院,讀了建筑工程學院以后,反正我也沒有搞過建筑。我們當時山區的孩子,對人生的選擇有很大的盲目性,看一本小說就選擇人生。實際上,我選擇的人生和人生要走的道路是完全不相符的。

但是,現在的鄉村孩子比我們好一點,有互聯網,可以從互聯網知道怎么樣。我講一個很重要的笑話。很多年前,大概十幾、二十年前,我帶我的小孩去北海公園,他說要體會一下《蕩起雙槳》的味道,我們大家唱歌,唱到然后就唱到綠樹紅墻,我說這個不就是那個綠樹紅墻嗎?我們小時候夢寐以求的綠樹紅墻,不知道是什么東西,我們現在看到了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認為,互聯網對于孩子的教育要起來好多好作用,現在鄉村的孩子也不會像我們那樣孤陋寡聞。

父輩經歷磨難是政治上、社會上的整個磨難,我們家的磨難是輕的。我們至少剛解放的時候,我父親是中學校長,母親是小學校長。我們家炒菜是有鹽的,當地認為有鹽炒菜的人就是富人了。我們不能完全說是很窮的窮孩子,但是,我們和城市的孩子比起來,認識確實太孤陋寡聞了。

大學畢業以后,正好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大家到處都不工作。我本人是不答應這么混,這么混,生命就沒有了。所以,我就自學了電子技術,上海工人大學的教材。因為它是工人的大學,所以文革是推廣的,可以買到那個教材。后來我在軍隊實習的時候,就有幸上了西安交大的班,交2塊錢人民幣就可以讀這個班,我讀了這個班才知道什么叫做計算機。那個時候我們聽了一個來自826部隊的所長跟我們做報告,他是中國第一代中國計算機人,鄧小平開放改革以后,他是前十個訪問美國的科學家,回來跟我們講計算機,就說計算機用于管理,計算機用于什么。他給我們講了兩個小時計算機,我們一句話都沒聽懂。但是我認為,他給了我們這些孩子很大的啟蒙,給了我們人生方向。

我覺得,在座的這些達沃斯的精英們,有機會都能給農村孩子談一次心,喝一次咖啡,我覺得或許能改變他們的命運,就像我一樣,我就不知道跑去學建筑,學了半天不干建筑,不等于白學了嗎?

談公司性質:沒必要解釋這個身份

主持人:你以前在軍隊里面,現在離開了,你跟華為現在跟中國政府,跟解放軍沒有任何的關聯嗎?

任正非:我當兵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的。這個偶然性就是,當時中國解決不了人們穿衣服的問題。大家可能不清楚那個時代,我們作為孩子時代,長身體的時代,我們沒有衣服穿,那個時候發布票,就發一尺七寸。不是公尺,市尺,你說這個布能做衣服?短褲都做不了,只能補衣服,因此國家領導人也很操心,說能不能搞一點化纖,給每個人做一件衣服。

所以,中國就在法國引進了一套化纖設備放到了遼陽,準備生產化纖,給全中國的人民都做“的確涼”的衣服。這個時候,整個國家就沒有人愿意到這種荒涼的地方施工,文革都亂了,中央沒有辦法,就只好調部隊去施工,部隊就沒有技術人員。那個時候技術人員很臭,我們都屬于臭老九,然后經上頭批準,準備讓一些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比如我,到施工部隊去學習,把這些設備建設好。

我們就是在那個時候走入了這個部隊,而且我們認為比我們不走進部隊的要好,哪怕那個地方很艱苦,沒吃的。但是我覺得,也是挺好的。我們軍區建設完這個工廠,正好國家就開放改革了。國家開放改革了就不需要這么多軍人,國家率先就把我們砍掉了,以前修鐵路的也是兵,一刀就砍掉了。我們那個時候還是很舍不得離開的,但是中央給我們保證,你們的政治、經濟待遇不變。我們想這樣好,我們還拿了100多塊錢。

后來到深圳,我們才發現打工妹都200多塊錢了,我們才100多塊錢,這個待遇就白拿了,我們就要求跟深圳的工資一樣,就開始融入這個社會了。

融入這個社會最大的特點就是,我們不懂市場經濟,很難很難融進去,好像在市場化的邊緣里面轉來轉去,那么,一定會轉不好的。轉不好一定要承擔責任的,這個時候我們才知道,當官是一種責任,輕易別去當,就沒當好,就是這么一個過程。

我們現在是一個中國公司,我們肯定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肯定會熱愛自己祖國的,但是我們不會危害別的任何國家。我們在全世界都是遵守法律的。第二個,我們也有道德遵從委員會,大家的道德要遵從這些國家的規則,我們在全世界發展的態勢是很好的。

外界想,你們這個公司干得這么好,別人都沒干好,你們一定有背景。美國想,你們走出來,你們代表社會主義吧,你們在進攻。

中國想,你們都是個人有股票,你們算不算資本主義萌芽?你說我們應該算哪一種?我自己今天也說不清楚,我們公司的性質屬于什么性質?我們有八萬多股東全是員工,沒有一個非員工。我的股票最多,1.4%,沒有比我更大的。

所以,這個東西來說,可能有些方面有誤解,國內也會有誤解,國外也會有誤解。但是我認為,只要我們堅持努力,身份最后總會被證明的,沒有必要解釋這個身份,最后放棄了生產、放棄了銷售,放棄了賺錢,那我們怎么活下去?

談竊聽指控:華為就是做自來水管道鐵皮的,能做啥?

主持人:你會不會讓中國政府用你的那些電器網絡聽他們的秘密,聽美國的秘密?

任正非:

這個網絡分成兩種:一種就是自來水的管道,自來水管道只管送水的,一個是水到鍋里可以炒菜。

我們公司所做的是管道的鐵皮,管道里面走的水,是運營商和互聯網在走,搜索來搜索去,是互聯網在搜索,我搜他的信息干什么?誰給我錢?我負責就是做管道的鐵皮,鐵皮能做啥事?特別傻乎乎的,華為也是傻乎乎的。

談美國市場:最大的敵人,是我們自己

主持人:美國是給你比較困難一個市場,你認為公平嗎?你可能會離開美國市場嗎?

任正非:

我從來就沒有認為美國對我們不好、不公平,我從來不這么認為。美國200年來,從一個很弱小的狀況變成世界第一大國,它就是因為開放。華為要向它學習的就是開放,用廣闊的心胸融入這個世界,這樣的話才會有未來。

那么,我們認為,華為現在在世界上所處的地位,我們不是把誰當成競爭對手和誰競爭,我們都是朋友。我剛才在咖啡廳里面,還跟很多世界頂級的,別人叫做對手或者叫做朋友,我們好好地握手,還講了非常多有趣的話。

我們認為,未來信息社會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社會,我們一定要跟這些公司共同確定信息未來的思想結構是什么,理論結構是什么,系統結構是什么。

我們怎么來共同為世界提供服務,這一點,我們的目標是沒有把任何人當成敵人的,我們只是想共同來創建這個世界。

我們比喻說,西瓜切成八塊,我只要一塊,我跟日本說,我絕對不會無理的,我就是搞數學邏輯。日本公司就放心了,他的一些材料技術,我不會出現泄密。

比如說氮化鎵,我永遠不會搞氮化鎵。我跟微軟也說了,我永遠不會搞搜索,他也放心了。因此,我們在國際分工中我們做一點點事,我們以后也只能做一點點事,從這一點來說,我們從來沒有感到有多大壓力。我的壓力就是,發展太快了,賺的錢太多了。怎么解決對外分配、對內分配的矛盾問題,我覺得是最難的問題。

第二點,我認為美國在電子信息這個技術上,過去是絕對的強勢。而且,未來幾十年美國還會是相對的優勢。華為這個小草,不可能改變時代列車的軌道,但是,我們小草在努力地成長,我們也希望把自己脫胎換骨,從草變成小樹苗,我們正在向西方學習各種管理的東西,正在改變自己。我們的改變有沒有可能成功呢?還看我們自己。

所以,我們真正碰到的最大敵人,不是別人,就是我們自己。我就舉個例子,我不知道他們想不想聽。

我講講,我們這次寬恕那些事情。比如說,我們要用五年的時間實現賬實相符,賬和實際是相符的,但是我們現在做不到。所以我們去年12月31日,赦免大家坦白從寬,凡是業務上做假都坦白從寬,我們坦白的人是四千到五千人。四千到五千人,是什么人?小兵,沒有他的份兒,小兵想坦白,他有啥?都不能做這個結構。就是說,我們內部的治理結構還是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第二個問題就是,貪腐現象也同樣存在,不是民營企業就沒有貪腐現象。但是,也不能因為貪腐就不發展,我們也不能發展就永遠貪腐。

第三,我們已經把自己聚焦到“只做小小一點事情”上來了,小小的事情是什么?我們的管理能力開始上升了,我們大概處于這么一個結構狀況。

談華為成功秘密:為客戶服務

主持人:大家最想知道的秘密是,華為成功的秘密是什么?而且,他們可以不可以學?

任正非:

我認為,第一點,華為就沒有秘密,第二,任何人都可以學。華為也沒有什么背景,也沒有什么依靠,也沒有什么資源,唯有努力工作才可能獲得機會,努力工作首先要有一個方向,這個方向就是為客戶服務。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來源,就是客戶口袋里面的錢。我們要對客戶不好就拿不到這個錢,老婆也要跑了。所以說,我們要拿這個口袋的錢又不能用非法手段,又不能搶錢,又不能做什么東西,只好把產品做好,做服務。剛才我講的市場經營有兩個要素,我們堅定不移做好,為客戶服務,沒有什么做不到。

你想想,去年,不管是國際經濟很困難,我們自己的商業生態環境很差,大家也知道,剛才也都說了,但是我們增長了20%,利潤也增長19%。那就說明,這么強的打擊并沒有對世界別的國家產生多大影響,而且今年我們的銷售收入會超過560億美金,增長速度還在20%。我們不想增長那么多,我們的英雄們,弟兄們拼命要做,做多了我們不知道錢怎么分,我們現在領導也有矛盾了,不知道該怎么辦?他們英勇作戰,我們也擋不住。

談“神秘”:我從來沒有什么了不起

主持人:現在我們要讓觀眾問幾個問題。

媒體:我想請教一下,華為現在怎么面對移動互聯網和大數據的興起,有什么樣的想法?

媒體:我想問一下中國經濟增長減慢到7.4%,走到新常態,會怎么影響華為?

媒體:有一種說法,如果不理解任正非,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華為。你為什么如此低調?如此神秘?有的記者為了采訪你已經等得快退休了,他們說見到你要比見到中國領導人還難,請你說說你是什么樣的人,什么樣的企業家?

任正非:第一點我就講,中國經濟在指標上表面上是下滑了,但我認為,中國經濟是在走好,不是走壞。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我們以前掉下來好多是水分,好多是無效投資,可能這是轉型需要。我認為,2015年可能是國家轉型困難的時間,我認為2017年、2018年以后,中國經濟可能有良好的、強勁的增長。

中國經濟速度放慢一點,會對我們有影響嗎?我們今年還增長20%,我說2017年、2018年我還不知道增長多少?今年增長到560億以上的銷售收入,我們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增長了90億。

第二個是,移動互聯網和大數據對我們有影響?我巴不得你們越大越好,你們要買管道,管道就我們做得好,當然還有兩三家做的也不錯,你不買我們的買誰的?這點對我們是積極的促進,因為我們將來在傳輸,或者承接上會做出努力,在信息的搜索上,我們不會進入這個領域。

第三個問題,我們會不會爭取美國政府的東西?我們從來沒有聽到中國政府要求做這個事情。我們接受英國的安全審查的時候,英國的安全審查說,你們的安全實在太幼稚了,你們都不知道這是什么東西,你們自己的網都不安全。所以,我們還處在一種幼稚狀態中,還不可能做到什么。

然后說我神秘,我有啥神秘?其實,我就是無能。

你想想,我又不懂技術,又不懂財務,又不懂管理,其實我就是坐在他們的車上,他們在前面拉,我出來看一看,大家以為都是我搞的。你問我一個問題,我肯定都答不上來,因為剛才我還在復習,說有人可能會提一個什么工業4.0,提一個什么問題。我還在咖啡所看怎么回答。所以,我不像想象的什么都有,所以我認為,既然什么都沒有,你最好別亮相,一亮相別人看見你褲子后面,有一塊坐在地上很臟的東西,我自己只能看見前面,我就覺得盡量還是少出頭露面。不是說我真的是很了不起,我從來沒有什么了不起,我們家里人都是老批評我的。

我有一次說,別人從來都不批評我,就你們兩個人批評我。我女兒說,不是我批才怪了。沒辦法。我沒有什么故意低調的問題,神秘的問題。以前我們是做運營商,因為我們面對300多個客服,我們可以個人溝通,不需要公眾場合溝通?,F在,終端我也搞不懂,他們做的廣告什么時候問過我們?我們家孩子很生氣,為什么都是搞足球?你怎么那么喜歡足球?我當然現在知道足球是圓的,但實際上我對足球也不了解,都是下面做的東西。下面張牙舞爪,不需要我做,所以,我也不需要這么高調。

我這次來對話節目是上了當,他們說是閉門會議,我們經常在辦公室開會議都是閉門的,我不知道這個“閉門”是對話,我不知道這個“閉門”還要直播,我不知道,沒什么準備。等我知道了,退不了了。

公共列車啟動了,他們慣性太大,剎不住怎么辦?我有好多地方妥協了,就算我來出席了。

我也覺得,丑媳婦遲早也得見公婆,大家老看不見也覺得你有啥東西,但是,我們除了比別人少喝咖啡,多干一點活以外,其實我們比別人有什么長處?就是因為我們(起步)太晚,成長的年限太短,積累的東西太少了,我們得比別人多吃一些苦。

做華為是為了生活,被逼上梁山_華為成長就是向向西方公司學習_任正非的大實話

我們這次播了一個廣告,一雙跳芭蕾舞的腳,一只是好腳,一只是壞腳。我說,這就是華為的人生,“痛并快樂著”。華為就是那只爛腳,如果你不表現出來,社會還覺得我們這個腳還挺好。我們這個廣告在全球大規模的開始做,剛剛開始啟動,就是來解釋我們走向了社會。以后是該他們走,我就可以慢慢走得少一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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