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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生:從姓社姓資看企業家與營商環境_經濟學家圈

華生:改革開放40年 從姓社姓資看企業家與營商環境

華生,著名經濟學家

——12月8日2018中國企業家高峰論壇發言實錄

很高興來參加這個高峰論壇。今天恰好是12月8日,這使我想起52年前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966年的今天,那年我13歲。由于不能參加當時的免費乘車大串聯,后來被獲準可以步行串聯。于是我就打了個小背包與幾個農村中學的同伴從江蘇出發,20多天后走到通縣。大家在一個大禮堂的板凳上睡了一夜,12月8日裹著散落的稻草和一身虱子沿東長安街走進了北京,當天就被安排住進了新街口副食品廠接待站,以后每天早上吃上了免費的面包和火燒餅。這樣,雖然沒有趕上毛主席檢閱,卻并沒有減低我的激動興奮和渴望加入革命歷史洪流的熱情。

華生:從姓社姓資看企業家與營商環境_經濟學家圈

12年后的1978年即40年前的今天,我剛被補錄進大學不足一月,興奮的卻又是我的第一篇關于經濟改革的文章即將在《南京大學學報》下一期上發表。以此看來個人其實只是時代的產物。倘若生活在不同的時代,我這個人就會有完全不同的命運,成為完全不同的自我。我們生活在父輩和祖先們無與倫比的改革開放時代,才有我們的今天,才有今天的我們。企業家就更不用說了,40年前不用說沒有企業家,連個體戶都被消滅光了。

因此,無論在這個時代我們作為個人有多少自己的艱辛委屈,有多少遺憾不平,我們真該致敬這40年偉大的改革開放時代!

下面我講三個問題。

一、姓社姓資的爭論再起說明了什么

這一段時間以來,民營經濟的地位問題成了熱議的話題,而且劇情出現了幸運的大反轉。在似乎風平浪靜之后,倒是需要我們認真反思的時候。

風波起源于所有制歧視,說私有經濟已經完成歷史使命,應當退出云云。根子里還是說社會主義是公有制經濟,私有經濟先天出身不好,應當防范引導、限制乃至消滅。我們長期以來,也是一直強調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強調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執政的重要經濟基礎和執政基礎。這樣也使一些人產生了私有和其他所有制經濟是異己力量的感覺和印象。對此,鄧小平當年的辦法是不爭論,因為一爭論就耽誤事,要用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綜合國力增強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去衡量,讓時間和實踐去回答。

大家知道,中國40年前的改革開放是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解放運動開始的。那么40年的實踐檢驗說明了什么呢?非公的民營經濟現已占據中國經濟超過半壁江山,中國從一個落后的窮國變為世界矚目的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國家實力空前強大,大多數人從吃不飽穿不暖到今天普遍的小康生活,完全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標準。所以9月份在關于私有經濟的流言四起時,我在提交的智庫報告中指出,“如果籠統地說公有制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那么,公有制越擴大非公有制越縮小乃至消滅,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就越鞏固、越雄厚。那改革開放前單一公有制時我們的經濟基礎最牢固,而改革開放40年后的今天反而空前虛弱了,這當然是很荒謬的。實際上,如果我們今天真去消滅非公有制經濟,就會根本性地動搖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和黨的執政基礎,造成黨的事業難以彌補的重大挫折”。因此,今天我們面臨的問題不是當強大的國家機器還存在時,如何消滅私有及非公經濟,那樣只會制造災難,而是如何與時俱進地變革創新我們的傳統所有制理論。

實際上,在有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經驗的基礎上,今天已經可以從不爭論到在理論上旗幟鮮明地說清楚了。傳統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已經被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所突破和超越?,F在我們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也必須以多種所有制為基礎。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并不必也不需要表現在其比例和數量上,而且要采取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實現形式。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融入全球化市場的通行證。一些人在姓社姓資問題上走不出來,其根本問題是沒有認清社會主義的本質,混淆了手段和目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消滅壓迫剝削和特權,達到共同富裕和人人平等,當時在理論上設想消滅市場經濟、實行公有制和國家消亡只是有助于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

當然有人會說,私有經濟的發展不是正造成貧富差距嗎?不錯,看看財富榜上首富們的巨額財富,確實令人羨慕妒忌恨。他們的一個小目標,也常常令普通人絕望氣餒。特別是市場經濟中的富裕,確實并不總是靠努力、天賦或者勤奮,而在一定程度上靠機會和幸運,甚至有時也不排斥陰謀和伎倆。但是,誰又能否認,正是這少數幸運而又不乏自己奮發努力、家庭背景與普通人一樣的成功人士,激勵了千千萬萬的人去創新創業,誘導了億萬資金流入了創新創業創造財富的洪流,從而做大了整個社會的蛋糕,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幾乎每一個人的生活水平?要知道,歷史上所有付出巨大社會代價的均貧富努力,并沒有帶來普遍富裕,相反卻總是以普遍貧困而告終。

從根本上說,這是因為物競天擇是所有生命體包括動物和人類社會的鐵律。競爭是從最小到最大的一切已知生命體的基本生存和發展方式。而競爭就有差距,就有勝出者。試想,如果不論社會上每個人如何努力,都會有或被安排得到同樣的結果,都享有同等待遇,那么,無論是社會上的哪個行業或哪個人,還會有人努力嗎?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差別就沒有競爭和努力的動力。結果的不同和差距是激勵努力的必要條件?,F代人類之所以能夠從動物界包括猿人和眾多古人類種屬中脫穎而出,今天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讓地球上更多的生物和自然資源為自己所用,就是因為其為自己創建了競爭的規則,包括市場競爭的規則。而市場交換的完全自愿性、價格競爭的信息效率使得市場在人類物質生活的領域內,成為迄今最公平和最有效率的競爭方式。

而且,即便在非物質的精神領域,人類也創造出職位、等級、榮譽、名次與獎項,人為構造出競爭的環境,從而推動人類精神、文化、藝術、體育和科學技術等各領域的創造和繁榮。我把科學放在最后,是因為在人類社會早期以萬年計的漫長世紀中,人們對自然認識的進步極其緩慢。人類長期在世世代代中只有圖騰、幻想和神話而無科學。人類正是靠自己為生存而群居組成的社會,在人際交往的競爭和協作中的刺激和反饋,不斷發育和積累了自己的腦力智力,從而最終推動了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導致了自然科學的誕生發展。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早期猿人在自然界中的動物性生存技能是靠基因和本能,而在社會交往中的競爭和協作才是推動古人類轉化為現代人的關鍵。因此,人類文明的進步不在于消滅競爭,實現均貧富和人人相同的結果,而在于發展更公平的競爭規則和保護競爭中落敗和落后者的基本權利,守住弱者基本人權的底線,以使他們或其后代能夠有繼續參與競爭的公平機會。

再進一步看,中國今天的貧富差距是全部或主要由私有經濟造成的嗎?其實并不然。中國今天貧富差距確實很大,按照官方統計基尼系數也在0.47左右。民間將遺漏的未統計進去的隱性財富估算進去,還要高出不少。而且即使按照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我們的貧富差距在全球主要國家中都是屬最大之列,更是遠遠高于東亞成功現代化的日本的0.32, 韓國的0.31 等水平。日本韓國實行的是以私有企業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大企業、大富豪也不少,人家的貧富差距比我們小得多,從結果上看似乎更“社會主義”。我們有那么大比重的公有經濟成份,貧富差距比人家還大這么多,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反思的。這充分說明手段不等于目標的實現。

再從構成上看,就更清楚了。公有制在理論上應當大家平等地都有一份。這是從500年前空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產生之時,人們就那么向往公有制的原因。但公有制也好,沒有那么多公有制但也不得不有巨大國家機器的世界上其他包括發達國家也好,凡有公共財產、公共事務就得有掌權掌勺的人。在市場難以發揮作用而需要集體決策的領域(權力不能按出價高低分配,就如學校不能按貨幣支付能力錄取學生一樣),人們之間的競爭并沒有消失,只是從市場競爭轉為份額、職位和權力的競爭。競爭的規則也更加復雜和更難完全公平。如果掌權掌勺的人有私心或者制度安排有偏差(這永遠很難避免),負面影響有時反而更大。以中國今天的情況為例,我們用基尼系數衡量的貧富差距大的首要原因,是市民與農民收入水平相差幾倍的影響,因為這都涉及到很多億人,所以權重上就特別大,成為中國基尼系數高的主因。市民與農民包括農民工的之間落差,首先又是因為戶籍制度,這與私有經濟并無關系。其次因為土地制度,市地農地價值差別巨大,分配又極為不公平,造就了無數大大小小的富豪,而我們的土地倒是全部單一公有制的。我們體制內外的醫療和福利保障、退休級別待遇制度長期以來也是差別巨大,體制內的腐敗更一度很驚人。18大以來黨內腐敗受到嚴重打擊和抑制,合法不合理的高待遇也克服重重阻力有所觸動和改革,但應當說仍僅僅是起步,要持之以恒還任重道遠。

顯然,以上所有這些都對我國的基尼系數與貧富差距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實際上都與私有經濟沒有直接關系,反而與我們的公有制和延續下來的國家管理體制安排有關。所以難怪鄧小平當年說,什么是社會主義,我們還并沒有搞得很清楚。

現在有些成天喊著社會主義的人,其實并不明白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不明白國有企業并不就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不是也不可能是同等富裕;

不明白社會主義追求的自由人聯合體與國家權力的替代關系;

不明白鄧小平所說的實事求是和陳云所說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包括改革開放的精髓。

所以,怎樣讓社會主義能夠實現更大的財富創造、更高的權利平等和更小的貧富差距,還是一個需要從傳統概念和本本中解放出來,才能真正回答和解決的問題。

二、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營商環境

這段時間以來,在中央空前明確的肯定了民營企業的地位和作用之后,各部門和各地方都出臺了各種扶持民營企業的政策,力度之大,措施之密集,使人目不暇接。民營企業一改之前往往讓人避之三舍的窘境,似乎一時成了香餑餑。不講價錢地保護民企和民營企業家成了政治正確。有的地方甚至下令對民營企業的賬戶,不能訴訟保全。以至有人感嘆:我也是民企,別的民企欠我的債不能訴訟保全,如何保護我這個民企的利益?顯然,過猶不及。這種一風吹的搖擺,難以持久,。在歷史上,對激進高杠桿企業的救援往往還會助長道德風險,增加經濟全局的風險性。這些其實并不是真正穩定和理想的營商環境。

那么,什么是好的營商環境呢?這首先是對產權的真正尊重和法律保護。市場經濟表面上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務,實際上交換的是各自的財產權利。我放棄了自己的貨幣產權,換來你放棄了擁有自己貨物或服務的權利。這里的關鍵是雙方地位平等,不能強取,不能豪奪。所以馬克思在《資本論》開篇便說,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麻煩的是,平等和產權這個東西在中國傳統中從來最缺乏。中國自西漢起就有“鹽鐵官營”,賺錢的事朝廷自家就直接壟斷了。從春秋末期孔子感嘆的“苛政猛于虎”到大唐白居易的《賣炭翁》都可知,就是老百姓維持生計的家當,遇到官府,也絕無平等和產權保護可言。即便各朝各代的巨商大賈,若不識時務,或不知進退,常有性命之虞。中國古代的工商業者,想自立于朝廷做生意,不行。像胡雪巖那樣當紅頂商人也沒有好下場。產權得不到保護,無產者無恒心,這是中國社會財富和資本的積累總被打斷,經濟發展在歷史上長期停滯、在近代嚴重落伍的根本原因。

改革開放開啟了一個新時代,我們也迎來了過去不敢想象的國民財富和國家實力空前強盛的中國。因此,今天其實并不需要對民營企業的特殊扶持和傾斜,而是需要一個競爭中性、不貼政治和所有制標簽的營商環境。實際上凡需要扶持和傾斜的對象就已經說明了其弱勢地位,本身就是問題。況且,與其他任何群體一樣,民營企業本身也參差不齊。不偏不倚,依法辦事、懲惡揚善,才是競爭中性。須知財產權本身就是一個法律概念。

故而其二,講營商環境無法離開法治。法治在這里是指依照明確可依、一視同仁的規則管理市場。規則要改變也要有一定的程序,使人們能夠建立合理預期。法治是尊重和保護產權的必然延伸。否則,政府自己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那就沒有公平可言?;蛘哒约旱故遣恢苯酉聢?,但隨意橫征暴斂,政策出爾反爾,產權保護也會成了空話。

現在,中國的法治在經濟領域的主要問題有三個。一是高標準立法,普遍性違法,選擇性執法。我們很多法規要求很高。由于標準太高,不切實際,這樣大家都只能想辦法變通,規避繞道,乃至陽奉陰違,弄虛作假。由于大家都打折扣沒真做,你要老老實實,那基本就要在競爭中出局。地方政府也知道這個情況,故而一些地方也大出土政策,變通執行,進而造成不公平競爭。同時由于法規上明文寫在那兒,辦事難免要走關系融通。如果突然上面來陣風要嚴格執行,各級就跟著一齊變臉,老賬新賬一起從頭算。有時甚至剛擺出要嚴格執行的架式,大家就被嚇得魂飛魄散。這次社?;鸶挠啥悇詹块T依法征收,引起全面恐慌就是其中一例。我這些年來年年呼吁不僅要大幅降低增值稅、所得稅,特別是要大幅降低各項社保繳費,取消強制性的住房公積金。去年我還在中國經濟學家2017年年會上強調,我們要從高稅費率、低實際繳納額,普遍違法變通,改為低稅費率、寬稅費基,嚴格依法繳納。這樣,由于把更多的人納入了真實繳納范圍,擴大了社保覆蓋的領域和人群,最后收到的稅費也未必減少,還有利于公平競爭和增進法治。許多時候,少才是多。財政學上所謂的拉弗爾曲線,講的就是這么一個道理。

二是所謂窗口指導。近年來政府精簡和廢止了不少繁文縟節,提高了辦事效率,降低了交易費用,減輕了市場主體的麻煩和負擔,這受到了普遍歡迎。但政府為了救火或為了提高自己辦事效率亦或執行力度,又出臺了許多不成文的窗口指導即行政干預,讓人們無所適從,非??鄲?,但面對強勢管理者,又敢怒而不敢言?,F在一些部門說,他們準備要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但人們不知道過去他們的這些干預都是依據什么、從哪里來的,也不知道他們說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預是哪些,必要的又準備保留哪些,以后還會隨時有什么新名堂。不合時宜的法規當然不好,但畢竟還算知道要去拜哪些佛,燒什么香。而這些來無蹤去無影的行政干預則更厲害更無章法,讓人更無所適從。

三是人大這樣相對超脫的正規立法機構因缺乏資源因而自己不立法,大部分立法工作委托政府部門去做。立出來的法當然都是方便政府部門的,而不是從市場主體和社會公眾角度考慮,實行起來政府機關怎么做都是他們的理,想整誰一整一個準。這樣的機構,人坐在辦公室里都有人上供,擋都擋不住。一些原本與經濟部門無直接關系的清水衙門,當然也不甘寂寞,抓住機會就擠進審批、發證、備案的隊伍,隨即也過得風光起來。制度扭曲造成過去公務員們正式收入很低,但家里名酒名煙名牌從不斷檔,隱性收入更無法統計。這些都成為腐敗滋生不息的土壤。

營商環境最后也是最關鍵的一條是權力制約。不受約束的權力會被濫用,這是亙古不變的真理。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不信任任何國家機器的原因。因此,法治的最后一道安全門是權力制約。沒有權力制約的法規頒布再多,也不會是法治,而是人治。因為權力沒有約束,今天可以這么說,明天又可以那么說,一切隨自己需要,自己意愿,自己高興,結果還是人治。習近平總書記說過:“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權力有沒有籠子就是法治與否的試金石。因為法是可以改的,條文也要人去解讀。法治是當你認為辦事、政策或執法不公的時候,還有說理的地方,還有不怕被打擊報復、不怕被穿小鞋,能指望有人主持正義的地方。如果誰有權誰說了算,朝令夕改,你也沒有什么辦法,利益受損了也不敢吭聲。有籠子也是關別人的,鑰匙拿在自己手上。這當然就沒有法治,也不會有穩定的營商環境。

因此,如果我們想有一個穩定的營商環境,就不能沒有對權力的制約。而且其意義,也絕不僅僅在一個營商環境。因為營商環境不可能孤立存在,它是整個經濟環境、司法環境、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的產物。社會主義在理論上是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沒有特權,人人平等和受尊重的理想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將這一理想變為現實,責任無比重大,使命無比光榮。我們今天還沒法像馬克思設想的那樣用人民的自我武裝和直接民主自治管理取代國家機器,因而設計和發展完善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機制、制約制度,保證權力從上到下無一例外地裝進制度的籠子里,就更為關鍵和重要。實際上,即便是在古代中國,中下層官府及各級官員也不能為所欲為,其權力也還是多少受到制約的。所謂沒有權力制約主要是指對頂層權力沒有制約。近代以來在權力的使用和制約方面,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最終解體以及我們自己過去的經歷中,都有過慘痛的教訓。社會主義國家誕生百年以來極為曲折起伏的道路充分說明,能否建立起對國家權力特別是最高權力的有效制約制度,是關系到社會主義國家生死存亡的核心問題,是國家治理現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也是在共產黨取得政權后,國家機器仍然需要長期存在的新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新發展的必然內容和要求。

三、企業主與企業家

現在,企業家已經成了耳熟能詳的名稱。我們今天的會也叫中國企業家高峰論壇。但究竟什么是企業家,很多人恐怕并說不清楚,自己認為清楚的人其定義也各不相同。

企業家這個詞是從資本主義發育早期的企業主企業那里來的。因為在那個時代,你必須有資本、敢于并能夠承擔財務風險才能辦企業。所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的資本家或人格化的資本,就是企業主。故英語從法文中借來的entrepreneur, 原意即為創業企業家,與冒險創新精神相連。不過,企業即便創立之后仍然處于激烈競爭的市場環境中,企業在創始人之后是歸于毀滅還是有更大輝煌,完全取決于繼承人的素質。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永遠處于再創業的過程中,失敗的威脅始終環繞。這樣,企業家的概念早就不限于創始人或創業者。

我們今天說到企業家,大家首先想到而且沒有爭議的就是企業主們,即擁有并掌控企業決策的人。不同的只在于這些企業家有大小與成功與否之分。職業經理人呢,一般就不被認為是企業家了。但這樣定義實際上就帶來一個很大的問題,即世界上多數大企業、跨國公司的董事長或CEO都不能稱為企業家了。因為他們通常都不是企業擁有者,即便有股份也比例很小。比爾·蓋茨、喬布斯在微軟、蘋果很小的時是大股東,企業做大上市后他們的持股比例都很小,用上述定義,他們后來為人所知時就已不能算企業家了。至于當時號稱全球第一CEO的威爾奇是作為職業經理人被選任,后又作為職業經理人退休,就更不能叫企業家了。中國很多著名新經濟企業由于創始人不占大股,按此也不能稱為名符其實的企業家。但這樣一來,企業家就主要是中小企業的企業主了,而且特別普遍存在于發展中國家。

越是發達國家的大企業、名企業越沒有企業家,這顯示我們上述的企業家定義出了問題。其實,這里的偏差源于企業家的傳統定義來源于馬克思時代的古典資本主義企業。古典企業所有權經營權合一,企業家天然就是企業主,所以這個定義當然沒有問題。但隨著所有權的多元化分散化,所有權與企業控制權經營權分離,這樣企業就進化為現代企業。馬克思早就預見到這種分離趨勢會使資本家不再是工業企業的指揮官而會淪為投資者乃至靠剪息票過日子、與企業的生產經營無關的人。歷史的演變也正是如此,隨著兩權分離的發展,在很多現代大企業中,原先的企業主消失了,股東變成了千千萬萬的投資人以及他們的專業機構代理人。因此,在現代企業中,企業實際的經營決策者就是企業家,而且是掌控著比歷史上的企業主不知大多少倍資產的大企業家。只不過在現代發達市場經濟中,由于股權高度分散、兩權分離比較徹底,因而經營者只要未被發現違法違規、侵害股東利益,就有真實的掌控權,就被認為是企業的老板即決策人。就如今天提到世界上迄今市值一度超過萬億美元的蘋果公司,大家唯一所能想到的老板就是現任CEO職業經理人庫克。依此來看,現代企業家的定義應當指企業真正有決策權的經營者,而與其持有多少股份無關。而我們知道,在中國這樣發展中國家中,即便企業披上了股份制和上市公眾公司的外殼,但大股東往往還是企業的實際控制人和決策者。公司名義上的董事長、總經理不需任何理由隨時可以更換。

這種情況當然與上面說的營商環境有關。在發展中國家,法治環境不健全,委托代理成本較高,發生任何問題和糾紛也往往是大案講政治,中案講關系,小案講法律。在這種環境中,自己用產權和血緣關系控制企業就顯得更為可靠。同時,由于宏觀經濟政策波動也大,往往投機投對了比老老實實做企業會帶來更大的收益和回報。顯然投機并不需代理人經營企業的才華,而更需要委托人敢于用自己的財產乃至身家性命去下賭注。這種情況不僅造成了投機型企業家盛行,常常風頭蓋過創造財富的創新型企業家,也造成古典企業和傳統企業主模式盛行。

在現代企業中,也會不時爆出丑聞,也有企業家見利忘義忘法,鋌而走險。但由于現代企業中的企業家是要靠能力上位、又要靠能力、靠業績保位續位,因而人選來源和替代選擇空間都大,更會有壓力始終兢兢業業。同時由于自己盡管也有利益或股份在里面,但總起來是受股東們之托辦事,因此通常也不愿以個人承擔全部后果責任的方式去違法違規。因而現代企業各方面包括財務的透明度較高,逃避國家法規和應承擔社會責任的動力和空間較小,通常員工的待遇、感受和保護也較好。相比之下,很多企業主的企業難免裙帶關系眾多,家族的人與外人有無形的隔離和天花板。接班人的選擇往往限于血緣關系,選擇余地很小。這樣在第一代創業企業主離開后,越大的企業傳承成功的概率就越低一些。特別是企業主企業嚴重依賴個人能力、魅力、品行。許多企業主在外埋怨政府霸道、官員專橫,關起門來在企業內,也完全是一副專制朝廷的做派,狂妄霸道與阿諛吹噓,讓人似曾相識。這類企業主或因經營決策獨斷專行、頭腦發熱,或因賭性太重、愛劍出偏鋒,難免終會失手,或因個人劣習不改惡性膨脹造成公眾或違法事件,這樣也會使企業一朝脫軌乃至翻船。

當然,由于現代企業的所有權與決策權分離,因此對其懷疑和爭論從幾百年前有限責任公司一出現就沒有停止過?,F代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就預言說,有限責任公司的董事不可能比無限責任的股東對企業更盡心盡力,因此如果前者能勝出,就超出我們的所有常識和判斷了。由于上面分析的營商環境和歷史文化原因,在中國現在也不乏有企業主型企業家,斷言決策人不是主人的企業是不可能搞好的。也有經濟學家出來論證所有權、決策權、剩余索取權一致的必要性,按照這種理論,所有權決策權分離的現代企業,更不用說公有制企業,自然被一竿子全打翻。

其實,現在的國有企業就企業形態而言,所有權高度集中在國家,搞個現代企業的外殼也都是擺設,真正的決策權和實際控制人在政府而言,它與肯定也要聘用經理人的企業主企業更靠近,都屬于古典企業一族,而與現代企業制度有很大區別。雖然我們提出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已有相當年頭,但由于總是離開股權分散、所有權決策權分離這個核心,還在枝節和形式上繞圈子,因而政企不分的問題從來沒有真正解決,這是國資國企改革難以突破的根本原因。

微軟公司在創始人比爾·蓋茨離開,蘋果公司在創始人喬布斯去世后, 兩家公司分別由我們稱為職業經理人的企業家掌控,現在已是世界上排名交替第一、市值近萬億美元的公司。這兩家公司的主要股東都是機構投資者,即其實是匯集了千千萬萬人的養老基金、保險資金、投資基金。這說明現代企業制度在委托人高度分散分層分級、代理環節眾多的情況下,仍然可以采用有效的激勵機制,發揮其規模、專業化和不拘一格選用人才的優勢,在市場競爭中以效率高勝出。從社會角度看,這樣的現代企業又不是如企業主企業那樣,做成功后是將這萬億美元財富集中在個人和家族手里,而是給了無數普通投資人以自己的小額儲蓄參與分享資本增值的成果,改善社會的財富分配和機會平等。所以我歷來強調,公有資本和公有經濟改革不是沒有出路,關鍵是看我們能否放棄古典企業的控制模式,用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的方式實現股權的分散化,對混合所有制企業實行所有權與決策權分離的現代企業制度。實際上,只有現代企業制度的開放性、透明性、分享性才最有助于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追求效率和公平的綜合目標。

因此,無論是私有企業要發展壯大,還是國有資本想做大做強,最后都難以避免要走現代企業制度的道路。如果我們的股份制與混合所有制的大型企業,都從古典企業中脫殼而出,成為既非企業主家族企業、也非政府控制、實行行政性管理的傳統國有企業模式,那時,非官營而是民間經營的混合所有制現代企業就會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和主流。國有資本和其他公有資本與私人投資一樣,自然就會活躍和交融其中。

這樣對所謂民營企業的歧視或保護,不用說就都會成為歷史遺跡。

反之,如果國有公有資本控股參股的企業,實行的就是與市場化企業完全不同的行政管理體制;

一說到企業家,包括國家表彰的有代表性的企業家,就都只是私有企業的企業主;龐大的國有公有經濟沒有企業家,只有官員;

現代企業和企業家難覓蹤影,那么,公有經濟當然就很難搞好,企業家也難免還會是外人。

反之,如果中國混合所有制大型企業的領導人既不是古典企業主老板,也不是體制內一紙任命、拿限定薪酬到點退休的官員準官員,而是以能力上位、靠業績證明的現代企業家人才,企業管理實行通行的市場化規則,那樣,中國經濟的繁榮,中國企業的強大,中國融入全球化經濟的平等競爭環境都會指日可待。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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