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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冰冰逃稅_合理避稅_富者愈富、貧者愈貧_資本積累與稅收調控[email protected]趙皓陽-Moonfans

我在《崔永元與王安石,老油條與臭傻逼》這篇文章里說過:雖然說這次崔永元主要是因為私人恩怨,再加上病得比較重,所以行為做法都比較偏執和極端,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其客觀上起到了一個很好的效果——揭露了影視娛樂行業的陰暗面。

既得利益集團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吃肉喝湯全是他們的,就得出一點像崔永元這樣的“不遵守游戲規則”的人來沖擊一下,才會有生命力。

范冰冰逃稅_合理避稅_富者愈富、貧者愈貧_資本積累與稅收調控

剛剛范冰冰逃稅案水落石出,從官方公布的新聞來看,范冰冰的陰陽合同數額跟崔永元的爆料還真對上了,崔老師這次真是拿了個貨真價實的優質好錘,令人敬佩。不過對于我們圍觀群眾來說,在吃瓜之余,背后還是有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

不歡呼顯得自己有水平 可以以智者的高度嘲笑愚蠢的民眾 總之是與眾不同 有一種超然的世外高人的感覺。范冰冰

不歡呼顯得自己有水平 可以以智者的高度嘲笑愚蠢的民眾 總之是與眾不同 有一種超然的世外高人的感覺。范冰冰

神吐槽:這是我自己加的圖片,原文沒有這張,也和原文沒有任何關系。呵呵,趙老師的文章一向穩準狠。呵呵

勞動者還是資本家?

范冰冰罰款8.8億,網絡上都在科普這是一筆怎樣的“巨款”,確實貧窮讓我們很難去想象。那么問題來了,范冰冰作為娛樂明星,她在短時間內積攢起了巨額的財富;

即便除卻“陰陽合同”這種明顯違反法律的行為,她的片酬也遠稱得上“天價”。

基于此有人在網絡上討論過,說明星群體應該是“勞動收入”最高的群體了,并推導出勞動者只要有足夠不可替代的議價權,還是可以與投資方——即資本家共享收益的能力。

這個結論毫無疑問是錯誤的。

我們不可否認,范冰冰等娛樂明星在表演或參加活動中確實付出了勞動,但是,她所能拿到的天價片酬,并不是看中她的演出,或許再直白一些——他們的演技值不了那么多錢。

要正確理解明星天價片酬

就要引入法國法國當代國寶級思想家、左翼學者皮埃爾·布爾迪厄的理論了。

布爾迪厄用“習性”(habitus)、“資本”(capital)、“場”(field)三重維度構建起了他自己的社會學理論體系。

他從階級習性與流通資本之間的關系角度,把社會實踐看成是在特定場的特別邏輯之中實現的東西。

一個行動者的資本本身就是習性的產物,就象場的特性就是一個客觀化的歷史,這一歷史使在那個場中操作的行動者的習性得以具體化。

基于此,布爾迪厄提出了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之間的區分和相互作用。布爾迪厄擴展了傳統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對于“資本”的定義,并將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稱為“象征資本”。

以范冰冰為例,她之所以能夠獲得高額片酬,更多是因為她的關注度高,即社會聲望資本。

所以投資方的片酬購買的并不是她的勞動——即演技,看中的則是她巨大的社會聲望資本。

布爾迪厄認為,經濟資本可以更輕易、更有效地被轉換成象征資本,就比如范冰冰巨大的社會資本從哪來的呢,她的關注度、討論度很多都是用錢買來的流量。

比如就有人嘲諷她和她弟弟范丞丞喝個水都能上熱搜——熱搜就得拿錢買,錢就是資本。所以從根本上講,范冰冰的關注度和她的高額片酬,只不過是“資本”在各種“場”中的流動,本質并沒有變化。而趙薇直接就在資本市場上呼風喚雨了,算是找回了自己的本質。

革命遺澤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當今的演員、明星,能夠有如此高的“議價權”,能夠成為某種意義的“資本家”,其實是革命遺澤

我們經過了三十年翻天覆地的革命改造,把舊社會的壇壇罐罐都砸光了,相當于重啟高樓,第一批市場化的娛樂明星都屬于時代紅利的產物。

可以看看韓國和日本的藝人有多慘,韓日社會沒有經歷過深刻的社會革命,還保留著不少封建殘余,這種對藝人的人身控制就是典型的封建殘余。

就是因為這些藝人沒有“資本化”,所以永遠處在被大公司剝削勞動力的狀態,韓國藝人基本就跟“窮”這個關鍵詞聯系在了一起,更不要說對達官貴人陪酒、陪睡等權色交易;日本也好不到哪去。

不過這一波紅利期也很快就會過去,新晉的藝人們沒有趕上成為“先富起來”的“資本家”那波好時候,也只能成為被剝削的對象。

現在的任何選秀、男團女團,基本都要跟經紀公司簽訂“賣身合同”——就算火了,大頭也是資本掙,還要給公司當牛做馬,予取予求。

我有一位給十八線藝人做執行經濟的朋友,跟她交流了一下,發現那些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們,她們的工作強度不比天天加班的程序員們差,基本上沒有自己的節假日和閑暇時間。

她們同樣是水深火熱的無產階級。

差價”,就是剩余價值的剝削-范冰冰
這個“差價”,就是剩余價值的剝削,馬克思在一百五十年前講的事情。

失效的稅收

上一篇文章中我說過,資本主義之所以叫資本主義,就是因為資本收益率高于一切。

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整本書就論證了一個不等式r>g——意味著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收益大于勞動收益。

這就意味著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富人的財富,就算躺著不動,也會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越大越滾,而窮人再勤勞、再努力,靠一輩子的“勞動”也往往翻不了身。

這次大家對于范冰冰事件的感慨,也多是從巨大貧富差距這一角度來的。

推薦閱讀:《富人繳稅比窮人多?富人為什么賺錢多,交稅還少?

這一現狀,就需要稅收的調控,來讓世界趨于“公平”。

個人所得稅是各國調節貧富差距的重要手段,而歐美國家動輒對最高層富人的超高稅率也一直被人所贊許,可以說稅收手段是維系社會公平的重要方式之一。

然而我們也很悲觀的看到,種種的稅收規則在精英階層面前不堪一擊。

合理避稅

首先在精英制定的制度下,玩了一個很巧妙地概念偷換,個稅的高稅率是針對于工資的,而資本的收入如股息、投資收益、資本資產收益、股票買賣收益等都不計算其中,而最富階層的主要收入毫無疑問主要是后者。

這樣一方面能夠給普通民眾展現一個高稅收的假象,另一方面精英階層們又會在背后偷偷發笑悶聲發財。2011年巴菲特就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吐槽自己交的稅比自己秘書還少,號召對富裕階層加大稅收。

當然,像巴菲特這樣“高風亮節”的精英階層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富豪都在想破頭怎樣能從骨頭上扣下每一星肉。

投資公司、理財公司、各大銀行必備的一個職位都是對稅收、法律精通的專門人士,為富豪們制定專門的避稅方案,這就是精英“特權”的體現,他們可以制定規則、最大化的利用規則、動用各方的資源找到規則的漏洞,然而普通人只能牢牢遵守這一規則了。

避稅天堂是富人們的首選。

像開曼群島、巴拿馬、百慕大這些小島,還有一些諸如列支敦士登、盧森堡、冰島、梵蒂岡這樣的小國,舉國就是只有一個支柱產業——金融,確切的說就是幫富人避稅。

據估計,超過一半的國際金融交易都要經過避稅天堂,在這些小國中可以突破財務系統限制,方便洗錢、暗箱操作,更重要的是,各國司法部門無力管轄。

根據聯合國毒品控制和犯罪預防辦公室(ODCCP)在2000年的報告,1999年世界犯罪活動所產生的48000億法郎的贓款中,超過一半都在避稅天堂被“漂白”。

發展中國家每年因為逃稅行為損失高達50億美元,相當于經合組織(OCDE)的所有國家每年官方發展援助(APD)的資金總數。

發達國家對此也深受其害,以法國為例,2002年到2012年逃稅損失約達25億元,相當于法國全民收入的10%,法國最富有人群和企業約有2200億資產隱藏在瑞士和其他避稅天堂,每年瑞士銀行約將平均8500萬歐元的法國應得稅收收入轉入私人腰包(Christian Chavagneux,Ces 600 milliards, qui manquent a la france,2012)。

也就是因為此,各國政府頻繁給予瑞士銀行壓力,主要還是瑞士是發達國家的主要避稅點,那些發展中國家富豪熱愛的各種小島國目前依然逍遙自在。

可以說,范冰冰的逃稅案,在頂層階級中,只不過是冰山一角。要沒要崔永元的死咬不放,很難說這種事情會這樣被推到風口浪尖。

而她被查處的只是有明顯違法行為的逃稅,“合理避稅”的數額更難以統計。

非常湊巧的,近日美國總統川普的逃稅風波也在大洋彼岸鬧得轟轟烈烈。

初始資本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川普的父親弗雷德創建了兩個GRAT信托基金,這個信托太復雜了我自己也不是很明白。反正大家明白這是避稅的就好了。

老特朗普他將土地交給信托,并與其簽訂地面租約,即讓他的孩子們成為地主。他通過支付租金的方式向孩子們傳遞了源源不斷的財富,直到房產被出售。據估計,特朗普總避稅金額高達4.13億美元。

按照美國的司法規則,這一筆錢很可能不會像特朗普追責,但這也可以從的面反應精英階層和普通民眾面對共同稅收規則時的不平等。

川普的父親還通過了藝術品買賣向兒子輸送了不少(避稅的)利益,而無論是信托基金還是藝術品買賣,都是普通人望而難及的。

本應平衡貧富差距的累進制稅收反而愈發體現了階級差異,這就是時代的諷刺。

但是,川普在選舉時總是裝逼強調“自己不靠父母、白手起家”的形象也由此徹底崩塌。

他曾給自己貼的標簽是“self-made billionaire”,說自己只從父親那里貸了一筆很小的啟動基金,“白手起家”有了現在的成就,也確實欺騙了不少美國的無知群眾。

但《紐約時報》稱,

  • 3歲時,特朗普每年從父親的房產帝國中獲得20萬美元的“收益”;
  • 8歲時,他已成為百萬富翁;
  • 17歲時,父親給了他52棟公寓樓的部分所有權;
  • 大學畢業后,他每年從父親手中領取100萬美元的款項。

初始資本這一現象在我之前的文章里也有分析過:《楊超越被王思聰diss_楊超越是王思聰內心最深的恐懼_我看到她,就像是看到我自己一樣

初始資本

價值觀思辯

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作者有一個很重要的論點是,歐美發達國家的稅收制度對于調節貧富差距是失效的。

作者悲觀地指出,西方國家的“累進制稅率”不如稱作為“累退制稅率”——越富的人需要承擔的越少。

自1980年以來,美國和英國收人累進稅的大幅下降(兩國都曾經是二戰后累進稅的引領者),也許能夠解釋超高水平收人的增加。

同時,在當前資本自由流動的世界中,國家間的稅收競爭開始增強,這讓許多國家免除了累進所得稅中對資本收入的征稅。

歐洲的情況尤其如此,那些相對較小的國家早已被證實無力達成協調的稅收政策。其結果就是無休止的競次(race to the bottom),導致降低公司稅的稅率,免除對利息、紅利和其他金融收入的征稅等,而其后果都要由勞動收入來承擔。

后果之一就是在大多數國家對頂層收人者而言,稅收已經變為累退的。

例如, 2010 年對法國稅收的一個詳盡研究考察了所有的稅收形式后發現,整個稅收的平均稅率隨著收人等級是下降的:收入分配底層的50% 人口,其稅率為40%~45% ;往上的40% 的人口,其稅率為45%~50%;然而,收入頂端的5% 甚或1%,其稅率卻更低:收入頂層0.1% 的人口,稅率只有35%。

在這個“累退制稅率”血淋淋的事實面前,作者表示,只有外部的“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沖擊”,才可以解決世界財富在r>g的漩渦中愈陷愈深。

但即便如此作者也并不認同如共產主義革命一般對所有原有制度推倒重來的做法,但是就目前來看,能夠給資本主義以外部動力、自我改進的,似乎只有“滅亡”的危險才能讓資本家們甘心吐出嘴里的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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